Page 23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容易产生较低的环境风险感知。而当公众认为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或
设施可能带来负向的短期利益（比如，房价回落等）或负向的长期利益
（比如，子孙后代的健康损害等）时，公众更容易产生较高的环境风险感
知。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犎２２ ：利益趋向性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

五、量化研究：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证明

（一）量化研究设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采用量化研究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双因素模型”中情感因素和情境
因素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的效应，包括影响的方向、强度、特征等。
１． 数据的收集与验证
量化研究过程主要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公众与核电站的空间
距离为基本特征划分成四个群体，即“核电站 ５ 公里以内人群”“核电
站 ５ — １０ 公里人群”“核电站 １０ — ２０ 公里人群”“核电站 ２０ 公里及以
上人群”。然后在四个层次的群体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子
样本。
对上述四个不同群体的样本数据收集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首先，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在 Ｊ 省 Ｌ 市已建设的 ＴＷ 核电站附近对民众进
行面对面现场问卷调查并现场回收，问卷主要针对三类人：一是核电站
内部工作人员，包括在核电站内从事基建工作的普通工人以及核电站
内部的技术专 家 和 管 理 人 员等；二 是 核 电 站 附 近 ５ — １０ 公 里 以 内 的
ＤＹＷ 、 ＢＳ 、 ＧＺ 、 ＸＺ 、 ＬＨ 等村的村民；三是核电站附近 １０ — ２０ 公里的 Ｊ
省 Ｌ 市市民。对于上述调查对象都采用调查者与受访者一对一的方
式进行调查，由调查者依据问卷内容逐题询问并填答，共发放问卷 ４００
份，有效问卷为 ３７３ 份（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 ９８ 份，核电站附近村民
１３６ 份，核电站所在市区市民 １３９ 份）。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 Ｊ
省 Ｌ 市作为获取前三个群体的样本来源地，是因为该地民众曾抵制核
废料项目在该市兴建，该市也有已经建成运作的核电站，民众对核电具
有鲜明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使得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次是通
过网络进行问卷调查。以“调查派”对生活在核电站 ２０ 公里及以上的
无关人群发布网络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４１８ 份。两种途径针对四类
人群共回收有效问卷 ７９１ 份。从有效样本的性别分布来看，男性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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