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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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因此，本研究的“情感—情境双因素模型”并不完全等同于赫兹伯
格的“双因素理论”。
当然，“双因素模型”仅能说明情感与情境因素可能会对公众的环
境风险感知产生影响。而情感与情境因素中的不同变量究竟对公众的
环境风险感知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影响的方向、强度和特征如何，都
还有待通过量化研究进一步证实。本节在质性研究所得出的“双因素
模型”基础上，依据已有文献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
知的双因素理论假说”（简称“双因素假说”）。在“双因素假说”中，影响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存在两个基本维度（见图 ２ ），即“情感因素”
与“情境因素”，而每一个因素都包含两个基本的影响变量。

图 ２ ：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理论假说
（一）假设因素 １ ：情感因素与环境风险感知

情感因素主要包括环境亲和感与系统信任感。 ４ 在情感因素的作
用下，公众会产生高低差异的环境风险感知。具体而言，所谓环境亲和
感，主要是指个体的情感理念中具有稳定、持久的环境保护意愿，以及
对生态保护的支持情感，表现为对破坏环境的环境行为或环境风险的
抵触情绪。在已有研究中，个体特征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但大多聚焦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人格特质等外在因
素，忽略了对微观的个体情感的考察。在质性研究结果和已有文献梳

４． 所谓系统信任感，指在环境风险感知中，公众对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可靠度评价和信任，包
括政府信任、市场信任、专家信任与媒体信任（龚文娟， ２０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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