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基难以动摇。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之间属
于单向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即前者会显著影响后者，反过来则不成
立。具体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活动显然不可能会对“政治—经济—
文化”环境造成影响。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和经济形势的转变通常由
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战争、经济危机等）所引发。
相反，专业化则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塑造的产物。就政治
意识形态与专业化的关系来说，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自由主义者支持专业化（ 犛犻犿 狆 犽犻狀 ， １９８３ ：
１１４ ）。具体来说，自由主义倾向于“责怪受害者”（ 犚 狔 犪狀 ， １９７１ ： ３－１１ ），
将社会问题个人化和技术化，因而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社会工
作的专业化恰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从个体角度（医学、心理学）
来解释案主的困境。于是，专业主义被中上层阶级作为阻挡重大社会
，
变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犑犲狀狀犻狊狊犲狀犪狀犱犔狌狀犱 狔２０１１ ： ２４１ ）。在自
由主义者看来，斗争是一种粗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该被专业人士所
接受（ 犜犺狌狉狊狕 ， １９６６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
影响密不可分。
就经济环境与专业化的关系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为了满足
市场需求（ 犃犫狉犪犿狅狏犻狋狕 ， １９９８ ）。如前文所述，社会工作进入以营利为目
标的市场之后，便会面临与同行及其他专业（心理治疗等）之间激烈的
竞争。因为在付费服务中，消费者会对工作者的能力进行持续的评估，
如果不满意，便会转向其他专业人士。于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获胜，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其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 犉狉犲犲犿犪狀 ， １９８４ ）。
同时，管理主义也会加剧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因为管理主义为了最大限
度提高服务的效率，强调“证据为本”（ 犲狏犻犱犲狀犮犲犫犪狊犲犱 ），而只有运用科
学化的介入方法，才能用具体数字作为评价服务成效的“证据”。
就文化环境与专业化的关系来说，社会工作推进专业化一定程度
上是个人主义文化塑造的产物，这与自由主义对专业化的影响类似。
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概念，自由主义的核心是
个人主义，有时候二者甚至被当作同一个概念使用。例如，在美国，个
人主义最初是唱着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颂歌而出现的，而在英国，
个人主义主要是指自由主义（卢克斯， ２００１ ： ２４－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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