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社会》2018年第2期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

引”，也很难受到严厉的惩罚。
总的来说，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任基本上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
过程，金融市场和全球化力量都没有对其产 生显 著影响。 １９９４ 年 的
《公司法》和 １９９９ 年的《证券法》（建议企业进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
任，以分离决策权和执行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加上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１ 年以来推动的一系列公司治理改革，是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
经理两职分任的主要动力。
（二）独立董事制度

表 ２ 中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显示了独立董事比例的多元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对中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任职比例并没有显
著的推动作用。外国投资者也没有显著影响。但与内地的上市公司相
比，沿海地区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显著更高，这意味着
全球化对“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传播有一定积极作用，卷入全
球化过程越深的企业，越有可能采纳独立董事制度。同时，我们发现，
国有股比例越高的公司，以及由基层政府（县和乡镇）控股的公司，更有
可能在董事会中任命更多的独立董事，这和关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分
任的发现比较一致。即在这两个“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企
业的采用和传播中，政府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此外，结果还显
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上市公司更可能任命独立董事，这表明上市公司积
极贯彻落实了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有强制力的规则对于组织制度传播的影响十分显著。年份虚拟变
量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即使关于独立
董事的强制性要求 ２００３ 年已结束（《指导意见》要求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底之
前董事会中有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上市公司仍然继续任命了更多的
独立董事，这意味着“制度化的阶段论”得到支持。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的个体特征（例如，公司绩效、公司规
模、资产负债率和行业）对上述两项公司治理制度的采用和扩散没有显
著影响，这意味着采纳两职分任和独立董事制度更多是出于外在制度
环境的压力（比如，国家政策的要求），更多的是一个制度过程而不是企
业基于“效率”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 ７ 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