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社会》2018年第2期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

利益造成实际的损害（他们认为独立董事没这个动机或能力，而且他们
可以控制独立董事的提名和任命过程），相反，他们认为知名独立董事
（通常是学术界和商界的“大腕”）是一种战略资源（政、商、学界资源可
以提升公众信心和公司形象），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和企业目标。第二个
原因是“现代性”神话，对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的控制者和管理者来说，独
立董事制度似乎是所有现代企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独立董事
制度起源于美国，主要是英美公司的一项治理制度，并非所有“现代国
家和现代企业”都有独立董事制度），因此，他们愿意采用独立董事制度
实现其企业的“现代化”，并建立一种积极向上的现代公司形象。从更
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一直有两个“梦
想”：现代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化（与国际接轨）。“股东导向
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采用和传播是实现这两个梦想的很好例证。
对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推动企业采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是为
了实现中国企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企业和
公司高管来说，他们采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并不是因为这些
制度真的很有效（实际上很多管理者甚至不知道独立董事制度到底是
什么，更不要说为什么会提升企业绩效了），而只是因为这些公司治理
制度被社会公认为很有效，是公司成为“现代企业”和“与国际接轨”的
表现。因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保护股东利益”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和共识，企业一旦采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就会向社会发出信
号：企业正在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升股东价值，从而获得社会的
认可和回报。为企业提供关键资源的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例如，政
府、投资者、证券分析师和财经媒体等，就会对信号做出积极回应，有助
于提升企业声誉和发展机会。关键之处在于，即使“股东导向型”公司
治理制度并不能真的最大化股东价值和提升企业绩效，企业仍然可以
通过向外界发出它们是“现代的、先进的、可靠的”讯号来增强公司的社
会合法性和发展前景。
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在公司治
理制度跨国扩散中的作用，也为强势组织（例如政府）在“股东导向型”
公司治理制度的扩散过程中起到的强制性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此
外，本文还对组织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理论有一定的理论贡献：把新制度
主义的基本理论拓展到组织实践的跨国传播和同构领域。在以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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