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七、余论

新制度主义的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美国公司中兴起和传播的关
键行动者。但本文发现，中国的行动主体和传播机制与美国有很大不
同。“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既不是由机构投资者，
也不是由专业人士倡导的，中国政府才是最关键的发起者和行动者，它
推动了新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企业中的应用。
具体来说，金融市场对中国公司采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
影响微不足道，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是高度分割的（ ２００５
年以前只有 ４０％ 的公司股票是流通股），机构投资者也比较弱势（ ２００７ 年
以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于 １０％ ）。全球化也促进了中国企业采用
“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比如，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产生的学习效
应），位于沿海地区的公司在过去几十年受全球化影响较大。但比较令
人意外的是，外商投资者对中国上市公司采用“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
度影响不大，这很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外商投资者来自于非英美国家和地
区，例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
本文研究表明，政府是“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传播的
关键主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企业的现
代化。由于美式“股东资本主义”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兴起，“股东
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
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利益相关者导向型国家，也
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改革。笔者认
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经过两个阶段和三
种机制而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从国外到中国），模仿性同构
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
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
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
因为利益团体和既得利益总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到或明或暗的
影响，人们难免会奇怪，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高管没有抵
制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毕竟这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威胁他们的利
益。原因可能很简单，首先，他们认为独立董事不可能对他们的权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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