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如，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其收入和晋升也与父母的社
会经济地位、城乡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存在密切的关联（林易， ２０１０ ； 犔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李骏， ２０１６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教育扩张也并未显
著改善代际流动机会（杨中超， ２０１６ ）。总之，在当今中国，先赋性因素
和自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似乎在每一个环节都交织在一起。就
个体的生活机会而言，很难说清到底是先赋性因素更重要还是自致性
因素更重要。况且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往往存在不一致的
状况，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公众的主观阶层认知与其客观阶层地位存
在一定程度的偏差（高勇， ２０１３ ；范晓光、陈云松， ２０１５ ）。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从经验层面来看，这一问题反映了公众
对生活机会和代际流动的感知和判断，不仅在微观层面影响着人们的
成就和幸福，更在宏观层面反映出公众对当下中国收入分配合法性的
看法，影响着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稳定。在个体层面，作为
评估社会事实的内隐指导，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和判断影响着人们
努力的方向和程度。心理学研究表明，那些相信依靠个人教育和努力
等内在因素能够取得成功的社会成员，通常具有更大的野心抱负、更好
，
的学业表现以及更高的社会成就（ 犔犲犳犮狅狌狉狋犪狀犱犔犪犱狑犻 犵１９６５ ）。在社
会层面，对生活机会影响因素的判断形塑着公众对社会分层结构的看
法、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以及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等政治倾向和态度。
研究表明，认为个人财富和成就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能力、努力程
度等自致性因素的社会成员通常会支持现行的社会分层体系，反对倾
向于穷人的再分配政策；而认为个人的生活机会主要受外因（如家庭出
身、性别、种族、社会结构因素等）影响的社会成员往往不满于现行的社
会分层体系，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更低，更支持倾向于穷人的再分
配政策（ 犓犾狌犲 犵 犲犾犪狀犱犛犿犻狋犺 ， １９８６ ； 犑犪犻犿犲犆犪狊狋犻犾犾狅犪狀犱犕犪狉 狇 狌é狊犘犲狉犪犾犲狊 ，
２０１４ ）。
因此，系统地了解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和判断，尤其是公众
关于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及努力的相对作用的看法，对于深化分配制
度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具有全国代
表性的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索性地了解当前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
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本文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
个人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其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第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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