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17年第4期

实践的紧迫性

本体论基础的缘故。换言之，布迪厄的理论之所以能“使我们视见身体
化的惯习藉以锚定社会场域之同构性和相似性的方式，源自诸技艺的
能力如何无需求助于规则与表象而恰当地应对世界中的诸事，惯习如
何在社会世界中被实践决定而成其之所是以及如何促成彼此”，在很大
程度 上 正 是 得 益 于 “布 迪 厄 对 于 现 象 学 存 在 论／本 体 论 的 运 用 ”
（ 犇狉犲 狔 犳狌狊犪狀犱犚犪犫犻狀狅狑 ， １９９９ ： ８７ ），尤其是对于“生存论—存在论”现象
学有关人类实践真相本体性描述和说明的选择性承认与运用。
如果说对实践紧迫性的现象学社会学深描是对布迪厄实践理论建
基于却未加充分阐释的实践之本体性特征的进一步澄清，那么，我们揭
示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及其对于现代人之社会性情的影响，则不仅是对
布迪厄实践理论立基的这种本体论基础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而且
还是对布迪厄实践理论本身的深化。因为同样基于人类实践的模糊
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即兴性或策略性即实践紧迫性的本体论基础，
布迪厄主要关注行为是如何不作为遵从规则的产物而被规范的问题，
从而建构了以惯习、场域、资本和策略为核心概念的实践理论，“揭示了
那些在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社会世界中掩藏得最深的结构和确保
这些结构得以生产再生产 或 转化 的‘机制’”（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９６ ： １ ）。但
是，与布迪厄的旨趣有所不同，我们关注的是对实践紧迫性本身，尤其
是对以独具时代特征的样式现身的实践紧迫性的体验及其造成之后果
的揭示，也就是对实践紧迫性之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有必要指出的
是，通过“［（惯习）（资本） ＋ 场域 ＝ 实践］”的等式，通过作为“结构化了
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 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 １９８４ ： １０１ 、 １７０ ）的惯习概念，
布迪厄虽然阐明了人们是如何应对在本质上紧迫的实践，即“如果说外
在结构并非机械地约束行动，那是什么赋予了行动以模式”（布迪厄、华
康德， ２０１５ ： １７ ）的问题。但是，在其理论中作为“场域位置（资本）及其
相应的性情倾向（惯习）之关系性产物”（ 犕犪狋狅狀 ， ２００８ ： ５１ ）的实践，是否
根除了作为人类实践之本质属性的紧迫性呢？显然没有。于是，当社
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惯习与场域的某种“本体性
契合”发生断裂，即实践紧迫性再次爆发并且呈报出自身时，除了重新
调协惯习与场域的关系以维系秩序的再生产之外，能否从实践紧迫性
及其体验而来探索在世生存之“能在”的其他可能性呢？答案显然是肯
定的。当然，与上文已经有所揭示的各种可能性一样，这种可能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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