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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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周雪光， ２０１５ ）。具体到住房分层研究，刘望保和闫小培（ ２０１０ ）分
析了广州市住房产权转换与个体生命历程中重要生命事件的关联。李
思明（ 犔犻 ， ２００４ ）则详细探讨了北京市居民的居住流动状况如何受到个
体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此外，在住房分层的形成过程中，个体的能动
性和偏好也不可忽视。王宁和陈胜（ ２０１３ ）研究指出，个体住房权属偏
好因不同时期住房政策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住房改革初期居
民以租赁公房为主，后期才以拥有住房产权为优势。这些个体生命历
程视角下的住房研究，为笔者观察个体如何在宏观社会结构的制约下
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形成自身住房阶级提供了宝贵机会。
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研究传统，它们都对住房制度的市场化
改革予以同样的关注，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住房不平等形成的原因、过
程和结果。正是在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现代住房产权制度
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住房资源成为居民财富累积的重要方式并导致
了代际住房获得的差异。刘祖云和胡蓉（ ２０１０ ）通过 犆犌犛犛２００６ 这一全
国性的数据分析指出，户籍人口中代际差异已经取代阶层差异成为各
阶层住房获得存在差别的原因。王宁和张杨波（ ２００８ ）的研究也认为，
父代给予子女的住房支持（非制度融资方式）是影响住房分层的重要因
素，为解释当前的社会不平等再生产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
中国社会中父代为子代购房提供支持的现象，研究者多将其归结为家
庭层面的影响因素，与国家、单位、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共同解释住房
不平等的形成。例如，吴开泽（ ２０１６ ）的“家庭禀赋说”认为那些获得家
庭资助购买首套房的个体在二套房获得上更有优势，结合 ２０１０ 年广州
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该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西方也有不少研究认为，父代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代首次置
业或产权 房 的 获 得 具 有 很 强 的 相 关 性 （ 犎犲狀狉犲狋狋犪 ， １９８４ ； 犕狌犾犱犲狉犪狀犱
犛犿犻狋狊 ， １９９９ ）。至于影响机制，有研究者（ 犎犲犾犱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犕狌犾犱犲狉 ， ２００７ ）
从“礼物”馈赠的角度分析了住房资源的代际流动；也有研究者（ 犔犲狉狊犮犺
犪狀犱犾狌犻 犼 犽狓 ， ２０１５ ）结合欧洲 １３ 个国家居民的生活史数据提出了“社会
化假设”（ 狊狅犮犻犪犾犻狊犪狋犻狅狀犺 狔狆 狅狋犺犲狊犻狊 ），认为童年时期父代的住房状况会对
子代的住房获得产生一种“社会化效应（ 狊狅犮犻犪犾犻狊犪狋犻狅狀犲犳犳犲犮狋 ），影响其对
未来住房的期望以及是否拥有产权房的选择偏好。同时，子代可以学
习父代获得住房的方式，掌握相关的技能、知识，采取某些行动，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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