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7 - 《社会》2017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二）农运派：理论、实践与革命的“深耕者”
汤普森（ ２００１ ）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自身阶级意识的过程中，
揭示了通过刊印各种公开出版物启发阶级意识的“小册子传统”；而伯
恩斯坦（ 犅犲狉狀狊狋犲犻狀 ， １９６７ ）则以“命令式动员”和“参与式动员”一对概念
来区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方式。那么，中国共产党面对
有着朴素利益诉求的底层农民，又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了“参与式动员”
呢？如果我们将这一传统同样作为“鼓动”方式加以理解就会发现，中
国共产党面对的乃是既不同于早期英国工人阶级、也不同于俄国十月
革命的历史处境。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产业工人群
体并不发达的社会现实，而最初主要由小知识分子出身构成的中国共
产党，究竟通过怎样的鼓动方式来完成革命的底层动员，也成为影响革
命成败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干部，有
着不同于以王观澜为代表的、依靠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土地革命的“技术
官僚”（参见孟庆延， ２０１６ ）的精神气质与思想倾向。
其一，出身地主家庭的彭湃，其家族在海丰地域社会中并不处于绝
对的权势地位，而彭湃本人又由于系庶母所生而在整个家族结构中处
于相对劣势的位置。这些因素同“五四”以后普遍的“反帝爱国”与“救
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彭湃反抗精神的重要来源。
其二，彭湃身处的海丰地区本就是“五四”以后新文化、新思潮传播
较早的地区，而彭湃相对富裕的家庭环境又使得他在青少年时代有条
件接受新式教育。同时，彭湃在日本留学期间，又受到了早稻田大学包
括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内的多种社会思潮的强烈影响。同时，无论是在
海丰的新式教育中习得的自治传统，还是在早稻田大学“建设者同盟”
中受到的包括演讲、集会、戏剧、组织佃农抗租在内的多种动员方式的
熏染，都促使彭湃直接投身到乡村革命的实践中去，既不甘于做一名纯
粹的理论宣讲者，也不会拘泥于理论教条而从事农民运动的发动。
其三，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干部的直接诉求在于“解除农民痛
苦”和“实现农民利益”。作为根植于地方社会、又深入地方社会进行革
命的“深耕者”，彭湃不仅对地域社会中的械斗传统和秘密会社的运行
规则有着相当的认识，还充分借鉴并吸纳其中的某些组织形式（“十人
团”）来组织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以此应对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从
而真正将“宣传的机关”转变为坚强的“革命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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