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6 - 《社会》2017年第3期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么，其基本任务在于工人阶级引导广大农民
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既然革命终会转变为
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就一定意味着废除土地私有制度。如此一来，在革
命实践中，究竟应该实行土地国有还是贯彻“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策略
呢？一方面，农民有着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需求，而倚赖农民作为革命主
力军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满足农民的此一诉求；另一方面，正如布哈林
（ ２０１５ ）指出的，农民作为小农生产者，不可能“自然”地实现社会主义的
革命目标。上述张力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之初就面临着一
系列争论：在具体的土改实践中究竟是实行土地国有还是土地私有？
单纯满足农民的土地私有需求是否就是革命？
其二，这一内在张力实质上就是革命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之间
的张力，而这一对张力关系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成密切相关。
刘少奇（ ２０１４ ： ６２６ ）就曾指出：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
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
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联合起来算，就
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
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
刘少奇在上述引文中提出的问题，简单地说，即是由出身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和农民构成的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能够既在革命实践中
向普通农民宣传革命的“最高纲领”（即土地国有），同时又通过满足农
民朴素的对于土地的诉求（耕者有其田）来完成革命的动员。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本部分开头引文中所谓的“宣传”与“鼓动”的区别。
简单来看，“宣传”强调的乃是对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与讲解，是就最
高纲领的宣讲；而鼓动则是侧重于通过满足底层农民的现实利益来实
现革命的最低纲领，进而完成革命的底层动员。因此，革命政党究竟应
该如何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的最高纲领，又如何向群众解释党的具体
方针政策？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宣传鼓动方式，才能真正让身处具体
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农民“动员起来”？而当农民将自身的情感体验、生
活经历乃至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带入革命实践中，并和革命的最高纲领
产生张力的时候，政党又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与张力？只有对上述问
题予以回应，我们才能理解“闹革命”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实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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