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17年第3期
P. 164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校”过程中，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就学机会的。通过政策梳理发
现，在宏观层次上，这一政策的执行在不同省份具有较大差异。不少学
者将这种政策执行的差异性同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地方财政的支出偏向
联系在一起（周飞舟， ２００６ ；付敏杰， ２０１６ ）。有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发
现，在微观层次上，农村家庭对教育投入存在一个“主动投入”的过程：
由于农村家庭在“普九”之后逐渐提高的教育期望和传统文化对教育的
强调（刘保中等， ２０１４ ），家庭依靠自身资本的投入弥补分税制改革后地
方财政在教育层面上的投入减少的空缺，使得我们所观察到在宏观层
面上“撤点并校”后一段时间内辍学率不升反降和教育机会同家庭背景
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再从微观层面对政策环境和个体社会分层位置的关
系进行审视时，就不难发现，尽管制度环境对个体具有较强烈的约束，
但政策环境与个体仍然是不断互动的，个体在面对制度和政策环境改
变个体生活机遇的时候，能动地选择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同政策和制
度互动。因此，制度的执行并非“一刀切”地改变个体的生活机遇，它同
时也受到前一段时期所执行的政策（“普九”）的持续影响，表现出一定
的连续性。
本文意在表明，中国农村的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更多支持“文化资
本再生产理论”而非“文化资本流动理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父代的
文化资本在向子代传递时，拥有不同文化资本的父代的期望回报具有
差异：拥有更高文化资本的家长往往期望回报更高，而拥有较低文化资
本的家长由于并未从现代化的正规教育路径中获益，因而更为偏向“读
书无用论”（刘成斌， ２０１４ ）。中国农村家庭的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
机会的影响同西方“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有一定的差异性，尤其是
在小学和初中的阶段，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家庭的经济资本，尤其是
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入学并不存在较大影响，因此，相对而
言，在农村地区，对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
其获得教育的机会有一个平等化的趋势。父辈的政治资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不再对中国农村学生的教育获得产生影响。
就政策与家庭背景的交互而言，文化资本显示出在两个阶段的差
异性，可见，家庭的文化资本投入是家庭“主动投入”中最主要的方面。
笔者认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这一点同文化资本的实际回报在当下
· １ ５ 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