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7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一部分代际的交换行为，即使在代际关系比较
松散的美国，短期内父母与子女之间礼尚往来和互帮互助的现象也并
不罕见（ 犔犲犲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４ ）。但是，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帮助需要以另
一方的及时回馈为条件，就意味着交换双方必须都拥有一定价值的物
品以从对方那里换取好处（陈皆明， １９９８ ）。但对老年人来讲，他们恰恰
是在最缺乏回报能力的时候最需要子女的帮助。所以，如果严格按照
此原则，高龄或羸弱的老人几乎不可能从子女那里获得帮助。既然如
此，在中国为什么子女愿意为贫困、年迈或羸弱的父母提供帮助呢？很
显然，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
与前两种理论将家庭成员视为各自为战的“经济理性人”不同，关
于子女赡养的第三种理论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在履行家庭义务，而不
以获取即时或未来的经济补偿为目的。这个理论将家庭视为一个具有
高度利益一致性的合作群体（ 犔犲犲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４ ），而群体团结则有赖于
家庭成员对家庭整体的高度认同和对家庭义务的无条件履行（陈皆明，
１９９８ ）。父母的义务在于对年幼子女的养育，而作为回馈，子女的义务
在于对年老父母的赡养。所以，从这个理论看，父母和子女之间似乎就
一种延时性的代际互惠关系（即养育和赡养关系）达成一个不成文的
“协议”，双方对这一协议的共同遵守确保了家庭共同体的有效运行。
在很多学者看来，上述关于子女赡养的第三种理论比较符合中国
国情（ 犔犲犲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４ ；陈 皆 明， １９９８ ），费 孝 通 （ １９８３ ）所 勾 画 的 “抚
养—赡养”的“代际互惠模式”是对这一理论更加形象的说明。但是，如
果说中国父母和子女确实就养育和赡养存在某种非正式协议的话，那
就意味着：第一，从养育阶段结束到赡养阶段开始有一个漫长的过渡
期，所以子女的回报必然是延时性的；第二，子女施以回报之日通常也
是父母年老体衰之时，所以子女的回报通常是不计报酬的，或者说是受
利他主义情感支配的。既然如此，如何才能确保子女在接受父母养育
之恩的若干年后，并在没有太多经济回馈的条件下依然愿意忠实地履
行这份协议呢？
（二）确保子女赡养的两条途径
从理论上看，保障协议执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违约方施加
足够严厉的惩罚。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法律都对子女的赡养责
任有明确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颁布的《婚姻法》和《老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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