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17年第2期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斯达克和泰勒（ 犛狋犪狉犽犪狀犱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１ ）指出，人们在做出迁移决
定时，需要在绝对收入的上升和相对地位的下降之间进行权衡，这导致
两类人更容易成为移民：第一类是那些十分优秀的，即使在目的地也能
维持较高相对地位的精英；另一类是那些资质可能一般，但始终将家乡
的其他人作为参照群体的人。本文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第二类
情况。农民工在评价生活满意度时，更倾向于将其他农民而非城市就
业居民作为参照对象。
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成为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首先，我
们对于参照群体的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事后推断。尽管已有绝大多
数研究 也 使 用 了 相 同 的 事 后 推 断 策 略 （ 犅犾犪狀犮犺犳犾狅狑犲狉犪狀犱犗狊狑犪犾犱 ，
２００４ ； 犇 狔 狀犪狀 犪狀犱 犚犪狏犻狀犪 ， ２００７ ； 犉犻狉犲犫犪狌 犵 犺 犪狀犱 犛犮犺狉狅犲犱犲狉 ， ２００９ ；
犓犻狀 犵 犱狅狀犪狀犱犓狀犻 犵 犺狋 ， ２００７ ； 犔狌狋狋犿犲狉 ， ２００５ ），但我们认为，如果能收集
到农民工主观判定的参照群体，可能会更加准确地捕捉到多重参照群
体选择的过程。已有学者提出，理想的参照收入界定测量至少需要包
括：（ １ ）个人的收入等特征；（ ２ ）由个人认定的参照群体，即回答“在评判
您的生活满意度时，您倾向于与谁相比”；（ ３ ）被认定的参照群体的收入
等特征（ 犞犪狀犘狉犪犪 犵 ２０１１ ）。虽然目前还缺乏此类数据，但持续改善参
，
照群体的测量无疑是增进我们对于社会比较过程了解的必经之路。
其次，本文使用的向上流动期望指标比较概括化，询问的是被访者
对于“未来的信心”，而非更具体地对于“未来向上流动，收入上升”的信
心。由于这一操作化的缺陷，我们无法判定表 ５ 中未发现向上流动期
望的压抑效应是实际结果，还是因为测量的不足。未来研究中如果有
更准确的机制测量，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２００３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肯定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在现代
化建设中的地位，提出要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
业和定居的条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指出，
要为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创造条件，逐步转为
城市居民（周大鸣、杨小柳， ２０１４ ）。虽然这些政策在推进农民工待遇改
善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工市民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学
者认为，城镇化不仅要实现制度层面的整合，还要实现社会层面和文化
层面的整合，也要实现心理上对于城市的认同，仅有人口和就业的城镇
化仅是半城镇化（王春光， 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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