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5 - 《社会》2017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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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发展“批判性反思”（ 犗 ’ 犎犪 犵 犪狀 ， ２００７ ； 犆狅犾犫 狔 ２００９ ）时，本地专家却
认为这个层面的六项能力都不特别重要，甚至将它们服从于“技术化”
和“去政治化”。可以说，“批判性反思”的缺位使本研究所得出的“广州
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体系”无法去除“实用专业主
义”的烙印。
如果通过对专业能力的讨论，从而归纳出“实用专业主义”的概念
来反映中国现阶段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特征，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
发展态势呢？笔者曾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撰文指出，当前中国关于社
会工作专业化的文献倾向于不合情境地生搬硬套西方的观点，对本土
化发展进行分析（雷杰， ２０１４ ）。如前所述，“实用专业主义”明显有违西
方社会工作所倡导的专业形态。它既不认同西方社会工作所坚持的一
些基本价值观，如“人权与社会正义”，又不提倡西方政治体制所看重的
“研究”“结构性知识”“倡导”和“增权”等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甚至连
西方社会工作为了纠正自身的“技术化”和“去政治化”的倾向，在专业
教育上所要求坚持的“批判性反思”也被摒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
工作的发展正远离“专业”要求呢？
但从社会建构的观点看，“实用专业主义”恰恰是中国社会工作教
育界、实务界与本土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条件互动、建构后的产物
（ 犘犪 狔 狀犲 ， ２００５ ），是与全球标准迥异的本土化话语论述。沃顿和纳 斯
（ 犠犪犾狋狅狀犪狀犱犖犪狊狉 ， １９８８ ）曾指出，社会工作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二
战之后从西方完全植入发展中国家的阶段；被植入的地方开始反思、修
改和适应的本土化阶段；知识完全来源于本土经验、符合本土情景脉络
的阶段。如本研究所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界与实务界尚未从本质上
拒绝西方社会工作的核心要求（如第三阶段所要求），而只是通过其主
观能动性从中选取那些适合本土情景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实用
专业主义”显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至少在广州来说）已进入沃顿和纳
斯（ 犠犪犾狋狅狀犪狀犱犖犪狊狉 ， １９８８ ）所讲的第二阶段———“本土化”，尤其通过政
治空间的适应和技术手段的引进来增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认受性。因
此，当评判中国和西方在专业能力要求甚至专业化发展态势差异的时
候，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不符合西方所倡导的专业形态等同于“不专
业”。更需要深入的讨论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共同体是否都赞同 “实
用专业主义”这种发展态势？如果有社工教育者、实务者，甚至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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