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7 - 《社会》2017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１

才最终结束无政府的状态。在斯科特的描述中，我们看到高地就像是
一个吸纳人口的容器，不断有平地上的人迁入其中，逃离国家，却看不
到高地上的人迁向平地，融入国家。因此，高地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显得
相当晚近、被迫和单一。那么，高地族群的国家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
式，其过程对族群性（族群性质和文化特征）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以四川冕宁白鹿营“水田彝”的个案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个案背景

本文的“水田彝”，是指位于四川安宁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平坝
上的彝族，在冕宁、西昌、德昌等县市境内多有分布。这部分彝族自称
“咪西苏”（意为“平坝人”），因善于开垦水田、种植水稻，故又被称为“水
田彝”。根据调查，“水田彝”原本也是居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后因各种
原因迁徙到平地上生活（吴恒， １９８７ ： ３４ ）。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坝并受汉
族的影响，他们在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居住在大凉山的高
山彝族有着显著的不同。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调查显示，解放 前“水 田
彝”在生产上以农业为主，兼以捕鱼、卖柴等为副业；在经济上已进入地
主经济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土地租佃关系，但仍保有少量的奴隶；在生
活上与汉族杂居，处于汉族四面包围之中；在文化上兼说汉语、兼用汉
姓、兼着汉装，已达到相当高的汉化程度（吴恒， １９８７ ： ３３－３７ ）。正是这
些特点，突显出“水田彝”与高山彝在族群性上的差异。
“水田彝”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水田彝”的
调查报告。例如，陈宗祥（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８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对德昌“水田
彝”的分布、婚姻、神话、宗教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记录；解放初期为进
行民族识别，我国进一步展开了对西南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其中部分
内容涉及“水田彝”的历史及社会状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１９６３ ；吴恒， １９８７ ）。第二类是彝族通史论著，
通常将“水田彝”作为彝族的一个分支加以论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１９６３ ；方国瑜， １９８４ ）。第三类是专
题性的研究，涉及“水田彝”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例
如，郝瑞（ ２０００ ）以冕宁漫水湾彝族为例，探讨了“水田彝”的族群认同问
题，指出实行 民 族 内 婚 是 其 坚 持自 我认 同的 主要 原 因；朱 文 旭、张 静
（ ２００５ ）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对冕宁漫水湾和喜德冕山镇的彝族“水田
话”做了分析；肖雪（ ２００７ ）考察了喜德大石头和冕宁漫水湾彝族的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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