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17年第1期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制度从中心向边缘的推移来描述其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事
实上仍然延续着中国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一点四方”的思维模式，将
边疆族群进入国家视为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未能充分考虑其能动性
（蓝勇， １９９２ ： ５－６ ）。
上述不足促使后来以科大卫、刘志伟、陈春声、萧凤霞等为代表的
“华南学派”尝试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理解华南及其族群与国家的
关系。围绕地方如何整合进国家这一问题，这些学者从礼仪传统、传说
故事、神明崇拜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科大卫（ ２０１６ ）认为，礼
仪改革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可能是边陲地区整
合到国家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他指出，学校祭孔和朱子《家礼》早在
宋代的广州就已经出现，由此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国家化的序幕，但这一
地区真正被吸纳进国家主要还是在明代。随着明初以来的里甲编设和
科举恢复，由地方人士推动的正统礼仪在 １６ 世纪遍及珠江三角洲的乡
村，宗族借助礼仪将自己“士绅化”。地方由此被整合进国家的“礼教”
秩序当中（科大卫， １９９９ ；科大卫、刘志伟， ２０００ ）。
刘志伟等人的研究发现，为开发和控制沙田，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定
居的老居民利用种种国家制度和文化象征———如建构符合国家礼仪以
及具有士大夫传统的宗族（刘志伟，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６ ），祭祀象征正统性的北
帝（刘志伟， １９９４ ）———把自身在地方上的权力与王朝正统性相联系（萧
凤霞、刘志伟， ２００４ ）。
华南研究显示，随着明初以来户籍、土地、税收、科举等制度的推
行，地方群体为获得资源控制的优势，往往有意识地利用制度、礼仪、文
字、信仰、传说等象征正统的手段建构起地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从而
使国家秩序得以在边疆确立和巩固，边疆族群由此被整合进“大一统”
国家当中。概言之，“华南学派”在探讨边疆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时，强调
当地人的能动性，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理解为地方积极利用国家话
语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刘志伟， ２００３ ）。
与华南的经验不同，詹姆斯·斯科特（ 犛犮狅狋狋 ， ２００９ ）敏锐地注意到，
我国西南边疆的部分高地族群在国家化进程上有其特殊性。他指出，
居住在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国西南四省（川、黔、云、
桂）部分地区海拔 ３００ 米以上的高地族群，长期采取刀耕火种、不用文
字等手段逃离国家统治。直到晚近，国家力量绝对强大，这些高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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