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社会》2016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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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狅狀狋狉犪犮狋

一、自然法的主观化与现代人的道德困境

寻求普世的伦理法则是西方哲人自古希腊以来的智识追求，这种
法则传统上被称为自然法。自然法的历史就是整个西方伦理学和政治
哲学的历史。作为“实践哲学”的一部分，自然法犹如在自然与规范、超
验与经验、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之间架通了的“桥梁”。当自然法转化
为自然权利进而变成实定法中的“基本人权”的时候，这座“桥梁”也就
消失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越来越法治化，而法律越来越实定化，伦
理变成私人的事情，并且濒临死亡。李猛的《自然社会》正是透过自然
法探讨西方政治哲学古今之变的一部著作。同时，该书也是其作者个
人的“心灵史”，透过它可以看到李猛从社会学转向伦理学的心路历程。
社会学研究的日益实证化是“现代性”之展开的必然结果，社会理论的
时代已经过去，社会学不再关注现代人如何安顿心灵的问题。即使当
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范式逐渐被“认知主义”范式所取代时，人依
然仅仅是原子式的、可被实验分析的对象。李猛从一开始便对社会学
视角中的碎片化社会十分嫌弃，试图寻找将这些碎片粘合起来的质料。
这种智识追求将他从社会学引向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引向伦理学。
从科学的、主流的社会科学学科转向面临生存危机、甚至已经被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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