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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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５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依托城镇化的背
景对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进行初步探讨。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获得如下研究发现。
首先，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市场转型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
为流动人口更支持产权市场化，更倾向于市场转型。结构性因素与认知
性因素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态度分化的重要原因，当控制了结构性因
素和认知性因素上的差异之后，二者在市场转型态度上的分化程度明显
削减。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控制了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二者的差
异依然存在，说明还有其他未被测量的原因也可能导致流动人口的市场
转型偏好，如流动人口更不畏惧竞争的心理状态等，有待进一步考察。
其次，流动人口的市场偏好存在“世代效应”，这种效应不是指流动
人口自身的世代差异，而是意味着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态度分
化存在“世代效应”。具体表现为，对于早期世代来说，流动人口与本地
居民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对于中期世代而言，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
态度差异初显；在晚期世代中，流动人口明显比本地人口更支持市场转
型。这一结果是由不同世代群体所经历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现实体验所
形塑的。
再次，流动人口存在内部分化，城乡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在
市场转型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城城”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市场
转型。对于“城城”流动人口而言，认知性因素对市场转型态度的影响
更为重要，说明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等体验更为敏感，会形成更强烈的
剥夺感。而对于城乡流动人口而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依然显著。他
们从市场转型中获益的程度虽然不及“城城”流动人口，但在被剥夺感
受上却相对弱化。
综合上述结论，我们认为，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市场转型偏
好分化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个体在“国家—市场”结构中的利益获得
和现实感受共同构成了是否支持“市场转型”的选择机制。在一般经验
中，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追求利益，是竞争而非保护，更强调效率而不
是公平，遵循的是市场分配方式。而国家的逻辑是调控与保障，但却容
易借助制度来制造机会垄断，形成利益屏蔽，其分配方式是计划性的。
如果市场转型中的“国家”与“市场”只是单纯地按照以上逻辑各行其
是，那么便可以更容易澄清个体身处其中的立场。然而，中国的市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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