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1 - 《社会》2016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３

具体而言，从五个出生世代来看，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９ 年以
及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９ 年这三个出生世代，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大致在
１９５６ 年以后，但这三个世代的祖代成长和就业环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祖代—孙代之间的年龄差距在 ４０ 岁左右）；也即是说，这三个世代
的被访者，其祖代、父代经历了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在原有的阶层模式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前三个出生世代受祖
代职业地位的影响很小。尤其是对于世代 １ （ １９４０ — １９４９ ）而言，家庭

背景中 祖 代、父 代 职 业 对 孙 代 职 业 地 位 的 影 响 皆 不 显 著。 世 代 ４
（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基本是在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阶
段，市场化改革以及快速的工业化带来机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机会
增多，社会开放性提高。这一次的转型同样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向上流
动的阶梯，而旧有的社会流动机制部分被打破。社会流动机制再次发
生变迁使得多代的继承效应在未来得及显现的情况下再次被打破。然
而，市场化改革导致的社会变迁与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变迁不同，市场化
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是在原有优势阶层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原有的
社会分层秩序一定程度上通过再生产机制而得以延续下去（李路路，
２００６ ）。世代 ５ （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７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基本在改革的后
期阶段，这时候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左右，这一世代其祖代的
就业时间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代际的累积优势开始显现。因此，
代际流动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祖代的职业阶层对孙代
的职业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２ ）父代以及孙代的自致效应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除了世代 １ 外，父代对孙代初职的获得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父代的职业阶层能够显著提高孙代的职业获得。
世代 １ 其父代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彻底变迁打破了
原有的代际流动模式；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社会分层秩序重新得
以建立，代际继承模式同样得以重建，因此，随后的世代其初职获得均
受到父代职业的显著影响。父代职业阶层更高的子女，更可能进入更
高的职业阶层。控制其他变量后，父代的教育程度则对孙代职业阶层
的获得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传递很可能是通过对后代教
育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其职业阶层的。
从孙代自身的特征来看，政治面貌和教育程度对各个世代职业阶

· ２ ３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