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4 - 《社会》2016年第3期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接的教育机制实现代际再生产。这种代际阶层继承模式的强化引发的
一个可能后果就是某种阶层固化现象更为普遍。
工业社会中的高流动率只是某一特定时期的暂时现象，在急剧变迁
时期流动率高，而在社会稳定时期社会则呈现出某种“刚性”结构。在中
国大陆市场化的早期阶段以及以后的深化改革阶段，经济结构发生剧烈
变化，从而使得这两个时期的劳动个体的初职获得不够稳定，累积性的
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则并不明显。随着市场经
济的确立，社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此时，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
之间扩展到三代。然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多代效应只在最
近时期才表现明显，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现的较长时间的多代效应、多
代不平等的存在之间有差异。本文认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其
背景是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定型，并没有经历急剧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是刚性结构。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社会大转
型，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转变。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
的发展，家庭地位的继承模式从两代扩展到三代，家庭背景的作用有加
强的趋势。但仅就此认定中国已经进入“阶层固化”社会还为时过早，因
为中国大陆 的 代 际 流 动 还 受 制 于 政 治 因 素 与 文 化 因 素 （ 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 狆 犲 ， １９９２ ）以及个体的社会网络、文化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对中国大陆多代际流动模式的探索性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
足：一是受限于经验数据，只能对职业阶层进行简单的三大类的划分，
这会忽略大类内部之间的差异性和流动性，例如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
的差异，农民职业与非农职业的差异，从而对流动模式的把握会存在不
足，更为细致的多代流动模式的研究需要更为详尽的数据；二是并未分
析不同制度设置下多代流动的具体模式，如哪些制度设置对多代流动
起作用，起怎样的作用；三是并未分析多代流动的作用机制，虽然本文
分析了祖代、父代职业阶层和父代文化程度对孙代教育获得的影响，但
关于家庭背景、教育获取、职业获取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和作用分解并
没有详细论证，尤其是家庭背景涉及祖代和父代的情况下，其内在的作
用机制更为复杂，例如祖代通过影响孙代教育获得的方式间接影响孙
代的职业获得，父代自身的职业流动可能会改变这种多代流动的路径
等，这些问题需要更详尽的分析，远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容纳，有待
研究者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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