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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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换句话说,抑郁症已成为“世界认可”的疾病,认同此“世界认可”的行动
者(跨国专家、国内专家、产官学媒)通过种种利益与权力的运作来推动
这种“世界 认 可”的 传 播 (如 中 国 的 精 神 科 专 家 仿 犐犆犇 、 犇犛犕 制 定 出
犆犆犕犇 ,西医霸权介入各国对抑郁症的鉴定等),但 每个 嵌入“世界 认
可”的国家是被多重且通常十分广泛的机制同时影响的,某种认可形式
愈被广泛制度化,此“认可”就愈多被“置入”更多的机制中,例如医疗手
册、习俗、组织等。这种造成“认可”的机制可能在某一层面被同化(如
自创 犆犆犕犇 或接受 犐犆犇 的病名分类),但在另一层面可能产生反抗(如
污名化现象依然严重或病患的主观感受未必同意抑郁症的西医疗法,
且在行动上不断寻找其他可能的医治方式),或在其他层面出现青黄不
接(如 犆犆犕犇 仍保留神经衰弱,没有完全去掉此病名)的现象,又或者
在某些方面出现条件不足的状况(如精神科医护人员不足,心理咨询价
格昂贵,一般医生缺乏精神病学训练等)。这也说明,在抑郁症这个西
医病名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层面存在不均质的现象,这
是国际与国内抑郁症比例产生差异的关键。
整体而言,在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上,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面临
相似的时空变化与个体化危机,甚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大压力,
实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在抑郁症的社会建构上,其生成的条
件尚有不足或是被隐藏。一旦医疗供给层面与需求层面的“社会建构”
符合条件,势必有大量的抑郁症患者产生。基于以上分析,中国抑郁症
患病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便呼之欲出了。
最后,需附带一提的是,本文所提的这个框架或许可用于思考其他
国家与全球状况之间的对照(即将中国换成其他国家也可进行分析),
但要进一步细化此解释框架,或许还需要做更多的跨国比较,本文绝不
敢宣称已详细地罗列了所有的比对要素。本文旨在抛砖引玉,类似的
研究或许可以在本文所提的框架下进行批判、调整及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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