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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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三个因素：上级能否提供相应的资源，上级和下级的资历与威望对比，
上级干部与下级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私人纽带。在万安的事例中，上级
的指令不畅和纪律失效也是因为这三个因素。首先，行动委员会虽然
是江西省委决定设立的，但省委并不曾给行动委员会提供暴动所需要
的任何资源。无论是武器，还是队伍，或是钱财，都得靠曾天宇自行解
决，这使曾天宇对省委的依赖性很低。其次，曾天宇在万安县乃至整个
江西省都有很高的威望，而万安暴动发生时的省委领导主要是从湖北
新调来江西的外地干部，对江西人生地不熟，缺乏威望。再次，曾天宇
与省委的这批湖北籍干部之间也不存在诸如血缘、地缘、学缘这类的社
会纽带，这使得曾天宇与省委之间缺乏人情的润滑。因此，当省委对行
动委员会下达尽快攻城建政的指令后，曾天宇出于他个人的考虑，对省
委的指令实际上进行了拖延处理。而当省委和中央对曾天宇行使组织
处理和纪律处分时，由于曾天宇的个人资源和威望俱在，职位的被剥夺
并不妨碍他继续行使其职权，而上级的处分决定则根本无法得到执行。
（三）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
中共在开展农运和进行暴动的时候，其组织资源往往来自中国乡
村社会的传统关系资源，如血缘、亲缘、学缘和地缘等。作为本地出身
的共产党领袖，既然以这些传统资源为组织依托，那么，在开展革命中
就不可能不注意保护这些传统资源，适当地体现地方利益。但这些传
统资源和地方利益又可能与革命的长远利益或形势要求发生冲突。如
何处理好地方利益与革命利益之间的张力，主要取决于地方领导人个
人的眼光和见识。一个机会主义者固然可以利用制度上的模糊之处和
对资源的实际掌控去扩大自己或地方的利益，但一个有理想的革命者
也可以从地方知识出发，清楚地意识到上级命令的非现实性，从而进行
变通处理，以避免对党的整体声誉带来不利影响。在万安的事例中，
曾天宇虽然没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但他有较高的革命理想和较广的见
识。因此，他能在万安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超出地方利益的革命追求，
能利用他的地方权威和资源弥合革命中可能加剧的地方冲突，能从革
命和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搁置上级过“左”的烧杀指令。
总之，一个良好的党组织关系需要地方干部有超出地方利益的革
命追求，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地方权威和资源弥合革命中可能加剧的
地方冲突，他们还要逐渐具有“组织观念”，即使对地方或局部利益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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