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社会》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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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４ · ５
国流动人口家庭的结构一方面表现为形式上的拆分，另一方面则表现
为实质上的家庭经济的紧密联系。如果说拆分型的家庭模式和留守经
历加剧了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体制原本就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那么，
来自家庭经济的支持则暂时缓解了新生代工人与体制可能产生的冲
突。与老一代工人主要依靠老家父母进行儿童抚养（这种抚养也伴随
着他们在经济上对父母的补助）不同，部分新生代工人在婚事操办、子
女抚养、盖房买房等方面，都依赖父母的单向支持（汪永涛， ２０１３ ）。可
以说，这样一种家庭支持形式使得新生代工人与体制的冲突至少不会
迅速爆发，从而为问题的解决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但是又可能隐含着更
强的危机。 ２１
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和进一步激化的可能亟需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赋予工人城市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修复工
人家庭生活，应该是问题解决的基本立足点。就此而言，工业内迁为积
极推进工人的城市公民权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等
沿海工业城市，内地中小城市外来人口有限，因此，可以考虑将有意愿
落户的人口就地城市化。但对于外来人口大量集中的沿海工业城市，
公共服务资源相对更为紧张，外来人口的城市公民权更难保障。从根
本上来讲，无论在哪一类城市，地方政府缺乏主动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
服务的动力。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进行体制层面的调整，主要的方向包
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打破区域壁垒；中央政府配套兜底基本公
共服务，防止“洼地效应”；改变政绩考核方式，将新型城镇化相关内容
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最后，面对开放的市场社会，应该以常住人口而非
户籍人口为基础配置资源。 ２２ 赋予新工人城市公民权，修复其家庭生
活，既可以促进他们在城市社会的整合，减少极端抗议或越轨行为，又
能为其在企业的努力工作提供动力和希望，还能为他们下一代的成长
提供相对公平、健康的环境，防止留守、流动问题的循环和代际传递。
当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劳资双方合理的利益分享与博弈机制的建立。
工业公民权的实现尽管会受到来自企业层面更多的抵制，但是政府同
２１． 一方面是新生代工人父辈的逐渐老去和经济支持能力的减小，另一方面是逐渐增加的生
计压力，尤其是在新生代工人及其子女选择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考虑到部分新生代工人在
年轻时对父辈的过度依赖，这类问题可能会更加严峻。
２２． 相关政策思路的形成，得益于与张翼、王春光教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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