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14年第5期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

的大量供给，是农民工生产体制在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能够大体平稳运行
（如果以 ２０１０ 年的罢工潮和富士康“ 犖 连跳”事件为分界）的社会条件。
户籍制度的持续存在强化了这一体制的运行。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在
为代工工厂、品牌商和政府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相对以前有限地反
哺和改善了农村经济。但是，这种改善也在逐渐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
存在的社会边界条件。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工人获得了更好的成
长环境（主要表现在务农、教育和信息化经历上），他们怀揣更高的发展
期望，但却丢弃了艰苦农业环境下吃苦耐劳的韧性。消费主义文化（某
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世界工厂持续扩展的产物）在新生代工人中的广泛
渗透能力，又进一步使得拆分型再生产模式下廉价的薪酬待遇面临问
题。有留守经历的工人在某些方面可能受到与同辈群体类似的影响
（如都市消费主义），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比同辈群体更尖锐的问题（如更
优越的成长环境带来的劳动能力和韧性的下降），在另一些方面则有着
与同辈群体截然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如亲子分离背景下父母在子女成长
过程中的缺席及由此引发的亲情和家庭责任感的相对淡化。反讽的是，
农民工生产体制一度通过廉价的拆分型再生产模式赢得竞争优势和利
润积累，但它对新一代打工主体社会化历程产生的影响，不管是积极方
面（如改善成长环境）还是消极方面（如亲子分离），却在某种程度上瓦解
了这一体制存在的边界条件。

六、讨论

本文只是借助留守问题讨论农民工体制的系统性危机，并非意在将
留守儿童或有留守经历的工人群体“问题化”、“污名化”。 １９ 相反，抛弃个
体主义的立场和就留守谈个人后果的实用主义问题意识，从结构层面寻
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立足点，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所在。
与欧美国家甚至巴西、南非、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不同，中国的工
业化历程并没有伴随着移民工人的举家迁移和核心家庭的出现。 ２０ 中

１９． 本文强调留守问题的产生在于拆分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本身，而且在有留守经历的儿童
或工人内部也存在各种可能性，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群体等同于问题儿童或问题少年。对于将
留守儿童“问题化”的批评，可参见谭深， ２０１１ 。
２０． 卡兹尼尔森、具海根、塞德曼等人的著作反映了欧美国家和巴西、南非、韩国等国家工业化
历程中的家庭迁移模式。可参见： 犓犪狋狕狀犲犾狊狅狀犪狀犱犣狅犾犫犲狉 犵 ， １９８６ ； 犛犲犻犱犿犪狀 ， １９９４ ； 犓狅狅 ， ２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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