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程度和保险的覆盖程度，这五个因素与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
和制度资源有密切的关系。从数据结果看，当考虑其他因素时，文化态
度的影响会消失，这也符合国家内部移民的地方亚文化不会成为涵化
关键障碍的假设。因此，关于涵化中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在
农民工群体中降低，只有一种关于当地语言的能力成为重要的文化表
征。与老乡交朋友并没有使农民工的乡村认同增强，相反，与外省市的
人交朋友意愿则显著降低了城市认同。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有两个原
因：第一，与老乡交朋友更多可能是一种工具性诉求，比如通过老乡介
绍工作机会，因此情感性依赖可能并不强；第二，与外省市的人交朋友
使他们的社会资本无法显著增加，因为外省市的人在上海也是被认为
是外地人。因此，“同病相怜”并没有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地位的上升将对身份认同有影响，一种解释是积累了足够的经济
资源之后能够自主选择身份认同（ 狊狋ü狀犲狉犪狀犱犎狅犾狋 ， ２００７ ），另外一种
解释是社会阶层的上升往往能够产生另外一种更为宽泛的社会类别认
同（中产阶层），而不是文化身份（城里人或农村人）。从本文的数据分
析结果看，农民工更多采取了内群体比较的方式，因为与整体上海人相
比，他们的感知经济收入普遍处于中下层，甚至是底层，但在移民群体
中的收入地位则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实践性城市认同。收入的绝对水平
并不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一点与孟颖颖和邓大松（ ２０１１ ）
的“收入悖论”研究相一致，我们的样本平均水平与其融合后期的水平
样本收入水平相当。最后，跨文化的涵化理论要求考虑移民接受国家
的情境特征（ 犛犮犺狑犪狉狋狕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公
共服务和进入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居住在条件较差的住所中，城市的社
会体系不能够给予他们支持，这些都限制了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在
本研究中，感知的社会歧视和保险的覆盖成为关键因素。居住类型的
影响结果说明租赁房屋事实上会使他们的城市认同降低，产生这种情
况的可能性包括：由于居住在租赁房屋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比如群
租）会让农民工更加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难适应和更大的生活压力；租赁
房屋所在的一般城市社区会更容易对外来的农民工产生歧视，这就是
典型的“移民悖论”。农民工可能通过在城市社区里生活来习得城市文
明，但这样会更容易带来农民工被歧视的可能。一般在租赁房屋里生活
的农民工不同于那些居住在工厂宿舍或者生产经营场所的农民工，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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