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1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尽管农民工的“素质”问题总是受到
质疑，但政府可通过公共培训提高其素质。农民工参与单位组织的活
动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城市，这一点之前往往受到忽视。尽管有
些企业针对农民工采取了部分举措使其工作后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但这种活动并没有能够直接导向其身份构建，相反，让农民工能够参与
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能够让他们觉得在城市里有认同的感觉。同时，
保险的覆盖对于城市认同的影响也很重要，因此，政府应该监督和保障
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问题。
在本研究及前人的相关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矛盾之处”。
第一，农民工与类似外来人群的社会交往越密切，越不利于形成城市认
同，所以鼓励建立类似于“农民工之家”的组织或机构其实可能更不利
于该群体对城市的认同，相反，政府应该鼓励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进行
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第二，居住社区带来的可能负面影响也值得重视，
所以，建立农民工集中居住的公租房政策需要进一步衡量，农民工集中
居住的确可以减少其可能遭遇的歧视，但这样形成的社会网络可能不
利于其真正形成城市认同，也不利于相伴区隔型同化成为一种主流的
融入模式。
农民工流入城市并形成自身在城市的社会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本文的定量截面数据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他们如何形成认同。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用定性的方法解读该过程，虽然社会学学者已经
就农民工的制度约束和身份认同展开过讨论（陈映芳， ２００５ ），但普遍忽
略了农民工的能动性。移民的主体性能够通过资源的积累而改变身份
的思路在农民工群体中也会存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如何超越涵化的
视角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简单列出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类别，
但这种类型形 成 的 涵 化 路 径需 要探讨。在 城乡迁 移 者 群 体 中，贝 瑞
（ 犅犲狉狉 狔 ）的 四 种 模 式 不 一 定 存 在 （ 犚狌犱犿犻狀 ， ２００３ ； 犛犮犺狑犪狉狋狕 犪狀犱
犣犪犿犫狅犪狀 犵 犪 ， ２００８ ），而某些模式存在子模式（ 犛犮犺狑犪狉狋狕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
即使在线性融合的模式中，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也容易产生线性一端的
改变。在本研究中，融入的一端从“上海人”转变为“新上海人”。本文
并没有具体分析两种城市认同之间的区分和联系，现有的跨国移民研
究中的双元文化身份的区分，一种倾向于分离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接受
社会的文 化 主 流，认 为 两 种 文 化 中 总 是 经 常 感 觉 到 冲 突 和 不 兼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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