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社会》2014年第4期
P. 116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
假设 ２．１ ：控制其他变量后，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可能会
出现“弱—强—弱”的变化。
假设 ２．２ ：教育水平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呈现出“弱—强—强”
的态势。
第三，家庭背景对非农化有一定影响。家庭背景在社会流动与地
位获得中的作用通常被用来评估社会的开放程度，作用越大，社会的开
放度越低（ 犅犾犪狌犪狀犱犇狌狀犮犪狀 ， １９６７ ）。家庭背景可以用政治资本、经济资
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等进行衡量（格伦斯基， ２００５ ），它们代表着家
庭可用于子女成长和发展的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源越丰富，子女获得
较好发展机会的可能越大。从上述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带来
的职业非农化差异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对非农户籍的控制远
严格于非农工作。
家庭背景作用于子女非农化的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干预
非农化过程，通过权力优势、经济优势和信息优势为子女争取非农化机
会；另一种是增进子女的能力和素质（如支持子女接受教育），间接地提
高子女非农化机会。改革前，有一段时期，中国的正式教育系统并不完
善，农村家庭即使想投资子女的正式教育也很难，农民子女的正式教育
水平差异不大，家庭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将家庭资本等转变为子女的
素质和能力。因此，在改革前，控制个体教育水平后家庭背景应该还有
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教育制度（包括市场上的教育培训组织）的发展和
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通过投资子女正式教育帮助
子女实现非农化。即便是那些最有权势的家庭也不会放弃这一渠道，
甚至更为充分地利用这一渠道（吴晓刚， ２００９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１ ：在控制个体教育水平等相关因素后，家庭背景对职业非
农化的影响减弱。
假设 ３．２ ：到晚近阶段，控制教育水平后，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亲的
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的文化资本等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应该
会变小，甚至消失。
四、分配机制在变化吗
为了验证上述因素对于非农化的影响是否朝着估计的方向变化，
· １ ０ 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