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4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４ · ４

异不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 １．１ ：随着职业非农化机会，尤其是一些偏好女性的制造业、
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女性非农职业回报率的提高、男女教育水平差
距的缩小，以及年轻一代农民子女从事农业生产兴趣的普遍下降，女性
在职业非农化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小。
而在户籍非农化方面，随着家属随转渠道在户籍非农化方面的作
用减弱，男女平等观念普及、婚嫁观念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迁和城乡
男女互动机会的增加使城市女性嫁给农民子女的情况增加（郭志刚、
李丁， ２０１０ ）。因此提出：
假设 １．２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男女在户籍非农化机会方面的差异
会逐渐下降。
第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女户籍非
农化的发生比是无高等教育经历者的 ４．９ 倍，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
女的稳定的职业非农化是无高等教育经历者的 １．５ 倍。教育是促进非
农化的重要因素，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被多次发现（边燕杰等，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吴晓刚，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
但教育对非农化的影响可能在不同阶段因政策环境不同而存在一
定的差异。在社会革命及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人力资本是国家选择工
人和干部的标准之一，但政治标准更重要，教育水平高的人社会流动的
机会甚至更少（边燕杰等，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因此，在改革前，教育对非农化
有影响，但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差异相对较小；在改革后，教育及其代
表的人力资本得到更多重视，读书上学在农民子女跳出农门方面的作
用得到强化，不同教育水平的人职业非农化及户籍非农化机会的差异
应该有所扩大。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职业非农化门槛的下降，
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应该会有所下降。
近年来，城市扩张和行政区划变革加快，但由此带动的户籍非农化
与个体的教育水平等特征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要个体为相应辖区内
的成员，即可转为非农户籍或居民户籍，因此，这种非农化机会的增加
会扩大不同地区农民子女之间的不平等。但绝大多数地区仍奉行选择
性落户政策，偏好教育水平高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教育水平，特别
是大专以上学历对获得非农户籍的影响即使到了最近仍然可能较大，
甚至有所强化。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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