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社会》2014年第4期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

真正因此而获得城市户籍的人仍然少得可怜； １４ 第三，对户籍非农化影
响越来越大的征地拆迁和行政区划变更，在进行利益补偿过程中也保
持了相对的内部公平性。关于集体经济和征地问题的研究表明，征地
补偿和安置（包括户籍非农化机会）在集体内的分配奉行着平均主义原则。

五、结论

本文认为，对农民子女市民化进程的研究不仅可以化解以往社会
分层研究和劳工研究因样本选择性而带来的结论偏差问题，还能抓住
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从新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社会流动
提供见解。通过将 １４ 岁以前未获得非农户籍的人定义为“农民子女”，
本文利用 犆犌犛犛 等 全 国 性 的 调 查 数 据 对 农 民 子 女 市 民 化 的 两 个 方
面———职业非农化和身份市民化（或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和分配方
式进行的探索。结果表明，户籍非农化及其所代表的身份市民化机会
长期供给不足造成了农民子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巨大断裂。虽
然户籍非农化渠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综合分析
表明，户籍非农化机会的分配仍算相对公平，控制相关条件后，个体受
教育水平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
户籍非农化机会的供给不足与国家和资本过于功利地利用农村劳
动力有关。除完善的制度、先进的技术、广阔而统一的市场和廉价的资
源与土地外，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大量廉价而规训有
素的劳动力。通过制造、维持并利用巨大的城乡差异以及农民对于现
代生活的向往，国家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廉价性，还激发出他们对于金
钱的强烈愿望与高度禁欲主义精神。尽管政府吝啬于农业投资、农村
开发、劳工保护和城市外来人口公共福利供给有千万种理由，但归根结
底是想降低发 展 的 直 接 成 本，提 高 发 展 的 速 度 （黄 宗 智，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
潘毅等， ２００９ ）。尽管有所反抗并越来越频繁，但整体而言，以农民工为
代表的农民的子女是温和的，或者说是“失语”而“不行动”的（陈映芳，
２００５犪 ；潘毅， ２００８ ；潘毅、陈敬慈， ２００８ ；余晓敏、潘毅， ２００８ ）。将自己定
位为城市的“局外人”，容易满足于生活的相对改善，或已经异化于消费

１４． 广州市 ２０１０ 年通过积分入户的人数 ３２２７ 人（参见： 犺狋狋 狆 ：／／ 狀犲狑狊．狓犻狀犿犻狀．犮狀 ／ 狉狅犾犾狀犲狑狊 ／
２０１１ ／ ０７ ／ ２２ ／ １１４８４９１９．犺狋犿犾 ）； ２０１２ 年 首 批 通 过 积 分 取 得 深 圳 户 籍 的 有 ９８８２ 人 （参 见：
犺狋狋 狆 ：／／ 狑狑狑．狊狕犺犽狉狊．犮狅犿 ／ 犖犲狑狊 ＿ 狏犻犲狑－３１４．犺狋犿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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