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社会》2014年第1期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架强调高铁的经济价值，和港人对物质和经济价值的期待相匹配。抗
争者最初所使用的“社区”与“土地—农业”框架与政府的反运动框架相
比，更远离人们的普遍价值偏好。因此，在抗争的第一个阶段，政府反
运动框架的“去动员化”效果明显。当第二阶段抗争者开始使用人们熟
悉的话语熟悉的价值来攻击政府的反运动框架，并用详细的资料和理
由推翻政府所给的反运动框架时，政府却未对原有框架做更多的补充
和调整。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集体行动框架完全战胜反运动框架。在
这个过 程 中，媒 体、专 家 这 些 在 运 动 之 初 抗 争 者 相 对 缺 乏 的 资 源
（ 犕犪狀犺犲犻犿 ， １９９３ ）从政府方面逐渐流向抗争者，改变了两者在公共话语
中的权力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成功的框架动员。
“反高铁”运动的框架转变过程清晰地呈现文化情境对塑造集体行
动框 架 的 作 用。 文 化 是 一 个 社 会 中 普 遍 而 深 刻 的 “价 值 和 规 范”
（ 犃犾犿狅狀犱犪狀犱犞犲狉犫犪 ， １９６５ ； 犇犲狏犻狀犲 ， １９７２ ），社会运动必须在大众所能接
受的“价值和规范”范围内活动才可能带来变化，社会运动的动员框架
在与这些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相一致的时候也更可能引起大众的共
鸣，并成功动员。因此，从文化主义路径研究社会运动，不仅仅是关于
社会运动的内部文化过程，即社会运动领袖如何建构意义、塑造框架、
动员个体，还涉及更广维度的讨论，如，询问社会运动领袖塑造框架的
文化依据，理解作为少众的抗争者如何利用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策
略性地塑造动员框架，并传播与推展非主流的甚至是边缘的价值。
除了文化情境对动员框架的影响，“反高铁”运动还为我们展现了
动员框架对文化情境的重塑。在第二阶段的抗争中，在抗争者借助主
流价值将动员局面打开之后，他们又把第一阶段中所专注的边缘价值
带回动员话语。随着运动的扩展，社会运动领袖将这些对香港人来说
并不熟悉的边缘价值推展出去，并被持续的抗争运动带入媒体和公共
舆论，传播给更多的民众（ 犚狅犮犺狅狀 ， １９９８ ），为原有的文化情境添加新的
文化因素，从而微妙地重塑文化情境。“反高铁”运动过后，与“土地”、
“农业”和“社区”相关的讨论在当地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不断持续，为维
护和追求这些价值的抗争也同时在持续，并发展成为组织化的政治团
体，成为当地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新的力量。通过这些新的发展，原本很
少被人认同的边缘价值在文化情境中被制度化，缓慢但真实地改变着
文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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