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13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３ · ２

关系上还有两个影响因素：第一，机构信任程度实质是其合法性高低的
问题。当官方承认了宗教的政治合法性，且民间信教人数增多，对宗教
的态度更趋理性时，人们对宗教及其组织的社会合法性认同自然也会
加强。同时，各种数据都表明，中国民众对公共机构保持强信任，这既
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也与总体性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民众对政府和权
威的依赖有关。这些都会使宗教组织信任与公共机构信任呈正相关的
关系。第二，与西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中国的社会转型
是国家主动退出某些领域，同时积极培育社会发展的过程，双方更多是
合作关系。为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浮现的是更具法团主义色彩，而非
多元主 义 特 征 的 结 构 转 型 （张 钟 汝 等， ２００９ ；陈 家 建， ２０１０ ；吴 建 平，
２０１２ ）。而这也可导致宗教组织信任与公共机构信任的正向发展。故
结合分析结果，可将假设 １０ 重新作如下表述：对其他机构的信任是影
响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且社会机构信任较公共
机构信任的影响更大。 １３
综上所述，可以将本文的结论进行如下归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
组织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
也有一定的影响，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则没有影响。
最后，本文无法合理解释假设 ３ 与数据之间的矛盾。数据的结果
可以证明假设 ２ ———信教者较不信教者更信任宗教组织，也可支持假
设 ３ 中关于制度宗教信仰者较无固定信仰者信任度更高的判断，但文
中呈现出的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者较亚伯拉罕传统宗教信仰者更信任宗
教组织的数据特征与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因为佛教和道教虽然
具有制度形式，但它们“至少是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的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通常没有社会性”（韦伯， １９９３ ： ２５４ ），更多是
作为私人精神慰藉或救赎而存在于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们长期缺
乏公共性社会功能。同时，中国人的传统信仰表现出“一种扩散式的信
仰方式……不太强调信仰群体或组织性格”（李向平， ２０１０ ： ２６４ ）。由此
必然导致民众对中国传统制度宗教组织的信任不及有着宗教组织信仰
特征的基督教。若一定要对数据给出解释，本文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源

１３． 这也提醒我们在探讨中国宗教问题时应慎重对待“世俗化”这一概念，西方的世俗化缘起
于教会包裹公共机构和社会机构，随后是政教和社教的逐渐分离，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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