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社会》2013年第2期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仰群体，而且弥散于整个社会。同时，由于受过更良好的教育，中层和
上层对事物的判断更具客观性和理性化，而下层更易受外界影响。由
此，从阶层的信仰及其对待宗教的态度特征的“实然”角度，而非仅是从
无神论教育的“应然”角度，才能解释本文数据中显示的主观阶层认同
与宗教组织信任间的负相关关系。
综合来说，由于信教者仅为少数群体，再加上文化传统影响，中国
人信仰的特征以及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在所有机
构信任中，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低位水平。但基于信教人
数的增加和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合理化，民众对宗教的态度更加宽
容，对宗教组织的信任也呈正向发展的态势。由于心理认同的原因，信
教群体较非信教群体对宗教组织更信任。虽然青年的成长环境使其对
宗教的态度更客观化和多元化，但他们对待宗教与信仰的包容态度难
以转化为对宗教组织的高信任，为此，“文革”后与之前成长起来的民众
在此方面并没明显的差异。由于阶层在对待宗教和信仰的差异，为此，
中上及上层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更高，其次为中层，最后是下层。人们
对宗教组织的信任主要受社会原因的影响，为此，性别和婚姻对宗教组
织不存在直接影响。由于无神论教育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有限，因
此，受教育程度对之的影响也不显著。
（二）作为机构信任的宗教组织信任
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对宗教组织的信任也体现了一般机构信任的
某些特征。前面的数据表明，强调机构信任外生性的“文化论”对宗教
组织信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不论是微观取向的社会信任，还是宏观取
向的社会参与，与宗教组织信任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还可做进一
步的补充，与被动的组织参与相比，主动的志愿性参与对宗教组织信任
的影响更大。因为志愿性的活动网络犹如一个“信任学校”，它能促进
人们之间合作和互利互惠规范，更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
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
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帕特南， ２００１ ： ２０４ ），更重要的是，
志愿性参与发展出来的是普遍信任，而非特殊信任，这种普遍信任会扩
散到对一切合法组织的信任。为此，本研究接受假设 ９ 的判断。
假设 １０ 也得到了数据的完全支持。与假设推论的逻辑一致，除了
结构分化程度较低的原因外，本文认为在宗教组织与公共机构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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