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社会》2013年第2期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性宗教被迫处于一个弱势的结构性地位，这严重制约了制度性宗教对
世俗社会体制的直接影响。基于此，杨庆（ ２００７ ： ２７５ ）基本否认了宗
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结构性地位。李峰（ ２００５ ）则认为宗教在当代中
国社会结构中处于一种“悬置”状态，这与以前相比虽然有较大进步，但
社会的不落地使宗教组织的自主性和社会性受到极大消弱，人们对它
的全面了解乃至信任也就受到了一定限制。同时，随着社会的日益多
元化、信教人数的增加以及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日趋法治化和合理
化，各宗教组织社会功能的发挥空间也越来越大，其社会影响也逐渐为
民众所感知。综合以上因素，才会出现了一方面是民众对宗教组织的
低水平信任，另一方面也呈现日趋向好的宗教组织信任现状。
按此逻辑，接下来必然会得出假设 ５ 中关于“文革”后出生的世代
群对宗教组织更信任的推论，但这并未获得相关数据的支持。本文认
为，对此的解释还必须回到宗教议题。
２． “强信仰、弱宗教 ”信仰特征下世代群和阶层对宗教组织的信任
信仰与宗教既有联系，但也有实质的区别。信仰是与个体性、社会
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层面的主观体验（李峰， ２００５ ： ４４ ；李向平， ２０１０ ：
３８２ ），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结构，体现为某种人际行为态度，它们往往是
自发形成的情绪、灵魂的敞开状态、作为与超越域相遇的前体验形式，
并不具有客观的建制形式”（西美尔， １９９７ ： 狓犻狓 ）。而宗教则是个体信仰
表达的一种制度化方式，具有一定的组织建构。由此就形成了两种信
仰方式：一是个体化的私人信仰表达，只关注个人的信仰认同，而不附
着于某种宗教组织；另一种则是宗教化的信仰表达，信仰方式是通过某
种制度化了的宗教组织来实现。后一种方式体现的是西方基督宗教的
信仰模型；就中国人的信仰传统而言，私人化的信仰表达更为普遍。 １２
当将信仰与宗教进行区隔后，就可能会出现宗教性的高低或宗教
皈依人数 的 多 少 与 宗 教 组 织 信 任 并 不 完 全 一 致 的 情 况。 如 查 尔 斯
（ 犆犺犪犾犲狊 ， ２０１０ ）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研究表明，这三个
后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低宗教性但高宗教组织信任的情况。盖洛普公

１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宗教与信仰也出现了这种分离，西方社会学界所提出宗
教的私人化（贝格尔， １９９１ ）、“无形的宗教”（卢克曼， ２００３ ）、“信仰但不归属”（ 犇犪狏犻犲 ， １９９４ ）和
“灵性社会学”等都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但这与中国人信仰的私人化只是形式上的类似，两
者有实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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