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1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过程对研究者的功效性影响不同。只要有田野调查经验的人士大凡会同意，调查现场的直
接感受和人际互动，能给自己意料之外的收获与震撼，还能发现貌似一样的言行在不同情
境下的不同意涵，有助于克服 “杯弓蛇影”类现象的发生。如李培林教授早年在山东陵
县的调查中发现，如仅仅比较统计数据，而没有现场的细致费力调查和测算，就无法洞察
数据背后的差异，就有可能冒很大的风险。其四，对于政治科学研究来说，田野调查还有
特别重要的功效。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 “书斋作业”不同，田野调查从准入到进入
和融入的全过程，均涉及各类权力和权利关系，这本身就是政治关系，因而有助于对权力
权利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显然，这有助于培养研究人才、提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
水平。
总之，田野调查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之间，不仅其实施和操作的过程与方式各有特
点，各有其不同的功效，而且所采集的数据也各有其优缺点，它们不应是取代的关系，而
应是相互补充和完善的关系。田野调查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应用空间，数字技术和人工
智能既可以赋能于田野调查，也可以直接应用和提升数字识别和采集工作。因此，若想要
采集高品质的数据，就应努力优化和完善各种方法，多种方法并用，采集多元性数据。当
前，单一路径和方式采集数据的政治科学研究尽管比比皆是，但若能立足于广泛而多源的
数据资料，其立论应更有说服力和质量保证。

三、小结
证据思维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近现代社会科学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
有了系统性证据思维的支持，离开了它就无所谓科学研究。所以，在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
研究中，证据思维至关重要。
自走出古老的 “非科学思维”阶段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据经历了以史料为主、
以实证为主和多维证据的三阶段变化。随着信息的识别、测量及其采集技术的发展，数据
证据还将更为立体化、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数据采集方法和证据的迭代演进，并非取
代的关系，而应是互补和完善、优化关系。易言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田野调查之间
应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其共同应用将有助于高效采集多元性系统数据，形成高品质的数据
证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应当努力克服非证据的伪科学思维，克
服环境、议题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全面优化数据采集工作。

〔参考文献〕

〔 １〕吴泽霖． 人类学词典 〔 Ｍ〕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５９．
〔 ２〕［美］凯特·Ｌ·杜拉宾． 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 （第 ８ 版）〔 Ｍ〕 ． 雷蕾，译． 北京：新华出版

社，２０１５：３、１４５．
〔 ３〕费孝通． 中国绅士 〔 Ｍ〕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６．
〔 ４〕［美］Ｈ． Ｓ． 塞耶． 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 〔 Ｍ〕 ． 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２１２．
〔 ５〕［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 〔 Ｍ〕 ． 程逢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４０．
〔 ６〕张福建． 参与和公民精神的养成———密尔 《代议制政府论》的一种解读 〔 Ａ〕 ． 许纪霖． 公共性与
公民观 〔 Ｃ〕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４３．
〔 ７〕［美］罗伯特·古丁，汉斯 －迪特尔·克林格曼． 政治科学新手册 〔 Ｍ〕 ． 钟开斌，王洛忠，任丙
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８５ － ８９．
〔 ８〕Ｋｉｎｇ Ｇ，Ｐａｎ Ｊ，Ｒｏｂｅｒｔｓ Ｍ Ｅ． Ｈｏｗ Ｃｅｎｓｏ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ｌｏｗ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ｂｕｔ Ｓｉｌｅｎｃ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１０７ （ ２）： ３２６ － ３４３．

８ 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