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8 - 《党政研究》2026年第3期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证据思维

———不同数据采集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肖唐镖

ＡＩ 时代的政治学研究还需要田野调查吗？这是当下为政治学人所关注的议题，值得

认真对待和讨论。
所谓 “田野调查 （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本是专指 “人类学者在特定的民族志区域或社区中进
行的调查工作”，但现已泛化为 “走出个人书斋的数据资料采集”，大凡文献收集、访谈、
观察、调查实验与田野实验等工作，都可被认为是田野调查。 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作为
〔 １〕
高效识别和测量、采集数据的工具，能对田野调查带来什么影响或取而代之吗？笔者以
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社会科学数据识别和采集技术的迭代发展和进步，但这种迭代并
非替代或取代，而应是补充和完善。也就是说，基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优势与缺点，
它们虽不应直接应用于生成数据，但应有助于更为系统、高效地采集高质量的数据证据。
一方面，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优化和完善田野调查技术；另一方面，作为重要的数据采集
和分析方法，能直接应用于数据收集整理，有助于形成高品质的数据。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革命与证据思维
如能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流变，来讨论田野调查与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生
及其相互关系，可让我们得出更为恰当的判断。这里，先从社会科学研究的革命说起。
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人们得出结论有很多方法，如仰赖传统和权威，或者以直觉与洞
见为依据，甚至可以凭借其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来下结论，而借助系统、扎实的证据思维仅
有短短数百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长期的非科学性思维阶段，人们常以用神话、习惯和
权威意见来认识与解释世界。在 １６ 世纪以前，基于证据追求更系统、更深层次的分析往
往被视为对权威和信仰的挑战和威胁。当时人们相信所有重要的真理都已经被揭示，学者
的工作在于保护和传播这些真理。因此，那些敢于依据新的证据得出结论的人被认为挑战
权威、信仰和真理，往往会面临流放、监禁，甚至遭到被杀害的命运。直至今天，那些靠
证据来推理、定论的人仍会触怒那些唯信仰论的人 。在人类历史上，因科学研究而触犯
〔 ２〕
信仰和政治等方面权威，以致受迫害和打击者不计其数，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是其中
的代表。直至 １９ 世纪，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仍然常见。因此，证据思维还真是来之不易。
在欧洲社会，对存在于宗教和世俗古典书籍中的知识的盲目崇拜，自 １６ 世纪才开始
减弱。到 １７ 世纪牛顿时代，科学界的活跃人士中就基本不再存在这种崇拜了。以证据为
基础的原则得到遵从，由此重塑了人们同权威的关系，进而引发了科学研究的革命，即科
学知识生产体制与机制的革命。自此开始，如要被人们接受为真理的事实，应当独立于个
人的情感和信仰之外。我们要说服别人认可和接受，就不能以自己的感受作为证据，而应
当将获取真理的依据以及如何获得真理的过程公之于众。也就是说，可靠的结论应基于人
们可获得的证据及逻辑推演的基本原理而得出。就此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
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数据资料的竞争。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优质的数据，结合扎实的
理论修养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做出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
数据是什么？在现代社会科学里，数据就是真实、可靠的证据，是社会事实的呈现。
观点的论证需要以证据即数据为支持与依托。数据经整理后，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性证

〔作者简介〕肖唐镖，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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