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的碰撞、交融、整合，由此塑造出这一文化极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不排斥其
他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
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 “和”的文化。
中华文化重视 “和”的价值，对其不仅有丰富的论述，而且极为深刻地将它同社会
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最早进行这一论说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的史官史伯。西周太史
史伯在分析天下的兴衰成败时，做了一段哲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西周将亡，其原因就在
于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专断一统，是 “去和而取同”。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 “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他在 “和”与 “同”之间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认为这从根本上影响事
物的生存和发展。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
裨同，尽乃弃也。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
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
……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
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蛌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国语·郑语》）。“和”在这里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
处事方法和治国方略，与 “同”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是单一的、排他的、自我封闭的，
因此必然 “同则不继”。史伯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方略，导致不同的结果，并深刻影
响社会发展。
“和”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论说，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尚书》把 “和”作为一
种基本的社会管理原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
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
儒家思想很重视 “和”。孔子从个体行为和治国理政两个层面来论述 “和”。从个体
行为层面来说，孔子用它来判别两种根本不同品行的人，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论语· 子路》），使这一行为成为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后来朱熹在 《四书章句
集注》中解读孔子的这一思想，更进一步揭示两种不同行为的内在根由：“和者无乖戾之
心，同者有阿比之亲”。从治国理政层面来说，孔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强调
“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认为这种行为适用于
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行为方式。
儒家经典 《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 “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将 “中”与
“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其对 “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
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 “中和”的立场，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宝贵的政治价值观，汉初在诸子百家中
选择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表面上
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违背了 “和”文化的宗旨，但实际上是利用儒家思想完成
了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刘泽华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从汉初开始，各个学派之
间的交融合流已经成为时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主父偃、公孙弘等，都
是杂学之士，即使是董仲舒，其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等。所以，汉武帝实际
上是明倡儒学，实际兼采百家。 儒学比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 “和”的特点。
〔 １〕
中国 “和”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在对待和借鉴不同的文化、外来文化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这对于整合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域外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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