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社会》2026年第3期

从知识权威到行动许可：以宠物医疗中的转译劳动为例

简单易得的现代社会， 公众不再轻易对专家报以自动的信任与顺从
（Eyal，2019）， 反而容易因为信息过多而产生认知负担和价值焦虑（Bawden
and Robinson，2009），这就使得职业行动者必须承担额外的劳 动，将 原
本足够“正确”的专业语言转译为对方可理解和可信任的理由。 这便构
成了职业现代性的一种新维度。
本文试图揭示的正是这一新维度内部的背反性。 正向转译生产合
法性，反向转译生产可问责性，二者在情感真实性的要求上无法完全兼

容，超出了传统情感劳动理论对于情感商品化与表演的关注。 更进一步
来说，转译劳动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当情感表演必须与制度防御同
步进行时，职业行动者如何管理自我、组织和公众的三角关系？
答案或许指向一种“职业存在方式”的转型问题。 过往的职业研究
通常认为，职业的专业判断（ professional judgment）不仅是对抽象知识的
应用，也是职业在不确定的情境中通过边界工作与管辖权争夺，确立权
威的过程（阿伯特，2016；Gieryn，1983）。 而转译劳动提醒我们，在知识高
度专业化但价值极度分化的今天， 管辖权的争夺战场或许已经从知识
垄断转向了情感与意义的生产。 在互动过程中，职业行动者需要随时确
立“为何应由我来决定”的合法性，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动态展开的。
在此之上，转译的成果如何转化为更稳定的职业主张和权威来源，
情感和价值的转译又如何进一步成为组织与行业的制度能力， 并成为
职业行动者维持职业边界的重要资源？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指向一
种不只由知识壁垒确立，而且融合了认知、情感与道德的复合型职业管
辖权。 这也是笔者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关注的内容。
最后，必须承认的是，转译劳动虽然能重组意义，但无法凭空创造
资源。 笔者在田野中发现的一种情况是，虽然医生完美完成了认知层面
的事实构建与情感层面的伦理辩护， 主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与信
任，但最终的行动许可仍因经济原因而无法顺利推进。“技术上的可治
愈”与“伦理上的应当救”，在手头困难的主人和高达数万元的手术费面
前全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提醒我们，转译劳动主要解决的是正当性的危
机，而非可行性的资源困境。 当不同价值世界的冲突根源不仅仅是评价
语法的错位，而是物质基础的绝对匮乏时，意义层面的转译工作便触碰
到了它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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