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26年第2期

社会·2026·2

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本位环境。 在家庭中，特殊的“天伦”关系使得情感
的流露最为自然浓厚，家庭成员的自我发生着深度的交汇融合。 家庭
成员对彼此的包容使得个体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去习得“人我相与”的
原则。 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个体的利益、自我意识乃至情绪感知都与家
庭深度绑定，任何家庭成员缺乏反思性的行动都将对家人造成多重的
人格伤害。

六、 结论与讨论

宁夏“十二五”时期的政策性搬迁带给移民家庭一场由外至内的剧
烈变动， 它改变了客观层面的生产生活结构和主观层面的家庭发展目
标，并进而影响了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 移民在这场客观向好的变动中
所感受到的不安情绪不是来自家庭中的个体利益受损， 也不等同于家
庭发展利益最大化施加给个体的经济压力， 而是源自一种对自我与关
系的“反思性体认”。 一方面，反思性体认的利益基点具有一种开放性，
故而身边重要他者的利益会自然地影响移民的风险感知， 并使他们因
为对子女发展问题的自我归因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反思性体认既是
对关系的理性认识，更是对他者态度的心心相通。 由此，移民不仅会因
家庭责任的错位而感觉混乱， 更会因成员在责任调整过程中流露出的
私心而陷入对关系的怀疑。 然而，反思性体认在催化不安的同时也能从
内在赋予人一种化解不安的动力。 移民在变动中呈现的反思性并不以
个人为目标而是以关系为取向， 其背后的超越性目标是与家人建立起
一种“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关系（梁漱溟，2018：106）。 因此，他们的反
思性体认最终都会落到自我“向里用力”的行动方式。 人们通过从自己
做起寻求在关系中的心安理得，并由此收获了自我的成长。
本文认为，“反思性体认” 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它的行动主体是一
个具有扩充性的自我。 这个自我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经验的累积、关系
的体认而发展变化，可以将他者的利益纳入自我利益的范畴。 而这样的
自我从根本上冲击了既有家庭理论的一个预设： 从强调社会对个体和
家庭单方面赋形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开始 （马春华等，2011），“个体—社
会”的二元对立结构就不停地在“个体—家庭”“家庭—社会”关系上复
沓重演。 无论是个体化理论中个体以家庭为工具和避风港，还是家庭主
义思路中家庭整合个体完成发展的功能性目标， 本质上都未能突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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