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26年第1期

士绅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业的创生：以清末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

认为士绅自下而上的运作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相对， 共同构成传统
中国的双轨政治特征。
与上述研究不同，地方精英研究将士绅与地方长老、职能性精英视
为 同 一 群 体 ， 强 调 其 在 地 方 的 权 力 地 位 及 维 持 策 略 （ Esherick and
Rankin，1990；李猛，1995）。 对比以往的士绅研究，地方精英研究的重要
启示在于，承认士绅自身的利益主体性，即承认他们对权力或经济上的
现实考量会影响行动。 此种考量与上层官僚机构和地方社会的利益未
必一致，且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 例如，在杜赞奇（2003）关于国家
政权建设对乡村影响的分析中，面对官僚系统的权力下渗，地方精英会
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是否成为政府代理人以及成为何种政府代理人，最
终导致赢利型经纪的上台和乡村社会状况的急剧恶化。
但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 地方精英研究忽略了社会伦理对士绅
行动的影响，甚至有将伦理完全解构为话语或策略的趋势（狄金华、钟
涨宝，2014）。 然而，士绅所拥有的规范性知识理念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
教化权力， 恰恰构成了作为知识人的士绅群体的原初特征。 从史实来
看， 这也构成了后续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行
动的动力（徐秀丽，2006；侯俊丹，2015）。 因此，在承认利益对士绅行动
影响的同时，不可忽略伦理对士绅行动的作用，并且不可以还原论的态
度将社会伦理最终归因于权力和利益， 而是要充分意识到二者的共同
影响以及其中蕴含的辩证关系（周飞舟、焦长权，2016；周飞舟，2018；狄
金华，2019）。 这构成本文分析士绅行动的重要预设。
此外，地方精英研究几乎完全淡化了士绅与上层官僚群体沟通以
维系整体社会统合的作用， 只是单纯突出其在基层的影响力。 然而，
士绅向上的活动及其对于 社 会 统合 的作用 恰 恰 是 费孝 通（1999）等 人
所着重强调的部分（凌鹏、何骆，2024）。 此外，联系张仲礼（1991）对士
绅群体内部分层的研究即可发现，士绅向上行动的能力与其身份密切
相关。 士绅包括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不同等级士绅在地位、关系网
络和活动空间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最下层的士绅一般仅在基层地方
社会活动，甚至与普通百姓难以区分，而越是上层的士绅与帝制国家
的官僚系统越接近， 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受到皇权和官僚系统的制约，
另一方面，与同为士绅的官僚群体的密切关系也为他们向上活动提供
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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