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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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4
平的贡献程度越来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 在中国生育行为长期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背景
下，婚姻状态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由个体意愿或社会观念
所决定。 尤其是在 1990 年至 2010 年前后，“晚婚晚育”“一孩化政策”
等官方政策通过婚姻登记制度对生育进行制度化约束，客观上强化了
婚内生育的唯一正当地位，也对婚姻状态结构与生育行为之间的高度
绑定形成了制度支持（陆杰华、王笑非 ，2013；计迎 春 、郑 真 真 ，2018）。
因此，本文估计的婚姻状态对生育水平变化的贡献不仅反映了婚育观
念变化与社会发展因素的作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策
对生育实践路径的制度规训。 随着近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及放宽，计
划生育政策的规范性影响逐渐减弱，未来婚姻结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机制可能也将随之发生转变。
本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表明婚姻对生育水平变化的重要性越发凸
显， 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生育水平的变
化，也显著影响婚姻对生育水平的贡献程度。 在当前中国婚育强绑定、
观念转型滞后于结构转型的现实背景下， 婚姻状态对生育水平的持续
性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路径中独特的低生育机制。 通过将结
构性因素引入对第二次生育转变理论的回应， 本文不仅为中国低生育
现象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也拓展了该理论在非西方社会语境中的解
释边界。 进一步来看，尽管当代中国的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
人口变迁趋势的影响，但其特有的制度安排、文化规范与家庭结构仍构
成理解中国生育模式不可忽视的内在机制。 本文通过对婚姻结构与生
育水平之间关系的系统估计，尝试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在全球理论框架
之外提出中国路径下的理论思考。 婚姻状态的渐进性贡献不仅反映了
制度与文化交织下的生育行为逻辑， 也为构建具有社会结构维度的本
土生育理论提供了重要支点。 通过强调结构约束的持续性与渐进性，本
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人口社会学研究从经验研究向理论建构的深化发
展。 综上，本文基于中国生育转变完成后三十年跨度的四次人口普查微
观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 也为未来进一步验证中国婚育观念变化和生
育水平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参照。
本文在方法层面也提供了联结宏观人口现象与微观人口行为的一
种可能研究路径。 对于社会科学，搭建宏观和微观现象之间的桥梁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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