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0 - 《社会》2021年第1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

关系。 在这 8 组影响关系中，只有“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
用模式对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集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
模式对非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在全分段内均不显著。 通过观察剩下的
6 组关系可以发现，大部分自变量的干预效应在中分段（大约为 0.3-
0.7 分段）显著，而在低分段（大约为 0-0.3 分段）并不显著，只有“个体
介入—社会导向”和“集体介入—娱乐导向”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常规
政治参与的影响在低分段显著， 但后者的有效区间过短 （ 0.2-0.3 分
段）。 这表明，大部分影响关系需要有相应的互联网使用模式的习惯累
积为基础，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在低分段不显著，在中分
段开始显著）。 而当个体偏好于独自获取互联网社会信息时，少量的行
为意愿就可以促成常规政治参与的形成。 这可能是由于“个体介入—
社会导向”是我们最常进行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在 4 个自变量中得分
最高），并且相较于“集体介入”所需要的较强的分享和交流能力，“个
体介入”互联网使用类型的“门槛”较低，因而可以保证行为者能够以
低成本获取“社会导向”的互联网信息，进而增加常规政治参与意愿。
但是“集体介入”较高的行为成本也在高分段（大约为 0.7-1 分段）带
来了更大的益处，在剩下6 组影响关系中，只有“集体介入—社会导向”
型互联网使用模式对常规政治参与的影响可以将中分段 的 作 用延 续
到高分段。 这可能是因为“集体介入”所需要的社交技能要求行为者付
出较高的学习成本，而一旦习得这些技能将收获“持久性增益”。 当然，
以上机制性分析仅为本文的探索性解读，具体因果机制仍需后续研究
进一步探讨。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了多样的互联网使用偏好， 而不同类
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对常规、 非常规政治参与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影响
模式。在每种政治参与的 4 个关系模式中，表现为正向促进效果的均为
2 个，剩下的 2 个为不显著及非线性关系。 综合来看，不论是常规还是
非常规政治参与， 互联网对其的促进效果都更明显一些。 研究结果表
明， 在 web 2.0 时代， 互联网使用的确提高了中国城市网民的参政热
情，这在 2015 年与 2018 年的数据对比中也有所体现：与 2015 年相比，
中国城市网民的常规、 非常规政治参与得分均提升了 70%左右。 网民
逐渐上升的参政热情需要合理的渠道来表达，政府如何妥善安排、疏通
相应渠道就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 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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