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0 - 《社会》2020年第4期

源于身份的隔阂 ： 人口多样性 、 社会信任与犯罪

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 也引发了拥堵 、 污染与犯罪等一系列的 “ 城市病 ”
（ 陆铭 ， ２０１７ ）。 由于犯罪被认为是 “ 城市病 ” 的一个重要表现 ， 现有文献
以贝克尔 （ 犅犲犮犽犲狉 ， １９６８ ） 的成本 — 收益分析框架为基础 ， 对城市为什么
具有更高的犯罪率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 有学者认为 ， 城市规模越大 ， 从
事非法活动的经济回报越高 ， 被捕概率越低 ， 因而城市是滋生犯罪的
“ 温床 ”（ 犌犾犪犲狊犲狉犪狀犱犛犪犮犲狉犱狅狋犲 ， １９９９ ）。 还有一些文献则从收入差距
（ 犅狉犲狀狀犪狀犌犪犾狏犻狀 ， ２００２ ； 犌狌犿狌狊 ， ２００３ ）、 失业率 （ 犘犺犻犾犾犻 狆 狊犪狀犱犔犪狀犱 ，
２０１２ ）、 性别结构 （ 犌狉狅 犵犵 犲狉 ， １９９８ ； 陈春良 、 刘正山 ， ２０１４ ）、 年龄结构
（ 犌狉狅 犵犵 犲狉 ， １９９８ ； 程建新等 ， ２０１６ ） 以及城市人口规模 （ 犎犻 狆狆 犪狀犱
犚狅狌狊狊犲犾犾 ， ２０１３ ； 犎犻 狆狆 犪狀犱犓犪狀犲 ， ２０１７ ） 等角度出发 ， 对城市犯罪率的波
动提供了有益的解释 。 然而 ， 现有文献并没有注意到在城市规模扩张
和城市化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 日益突出的人口多样性是如何影响犯
罪的 。
人口多元化是欧美国家的大城市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
现象 （ 王红霞 ， ２０１３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 这一特征也日
益明显 。 那么 ，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出现的人口多样性是否能
够解释我国城市犯罪率的波动呢？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
尽管鲜有文献对两者的关系直接展开分析 ， 但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外
来人口规模与城市犯罪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 如 犅狌狋犮犺犲狉犪狀犱
犘犻犲犺犾 ， １９９８ ； 陈刚等 ， ２００９ ； 犃犾狅狀狊狅犅狅狉狉犲 犵 狅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２ ； 犅犻犪狀犮犺犻 ， 犲狋
犪犾 ． ， ２０１２ ； 犘犻狀狅狋狋犻 ， ２０１７ ）。 值得注意的是 ， 陈刚等 （ ２００９ ） 采用中国 ３１
个省份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 ， 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的犯
罪率上升主要由省际人口流动引起 ， 而省内流动人口的增加并不会对
犯罪率产生影响 。 由于省际流动人口的异质性水平显著高于省内流动
人口 ， 这可能说明影响地区犯罪水平变化的并非流动人口所占比例 ， 而
是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 。
理论上 ， 在人口多样性水平越高的地区 ， 不同群体在宗教信仰 、 风
俗习惯等文化特征上的差异越大 ， 尤其是在中国这种 “ 关系型社会 ” 中
（ 梁漱溟 ， １９４９ ）， 文化是不同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 。 因此 ， 人口多
样性水平的增加极有可能降低不同群体间的身份认同 ， 并进一步影响
彼此间的信任 。 也就是说 ， 在人口多样性越高的地区 ， 信任关系越难以
建立 。 同时 ， 人际信任又是影响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 犔犲犱犲狉犿犪狀 ， 犲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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