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的变迁 ， 是否与祖辈同住是核心家庭满足自身需求和应对社会风险的
策略性选择 ， 它受核心家庭对祖辈资源的依赖程度的影响 。 而这种策
略性的选择也意味着 ， 与祖辈同住的积极影响会因社会情境的差异而
不同 。 更为重要的是 ， 当家庭选择祖辈同住时 ， 父辈和孙辈间的互动模
式也会发生改变 。 本研究显示 ， 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 ， 父辈的家
庭社会资本投入更多 ， 进而对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
响 。 这暗示我们在未来考察多代流动时 ， 不仅要考虑祖辈与孙辈间的
资源传递 ， 更需要考察家庭居住安排因素以及祖辈如何通过对父辈和
孙辈间互动的介入间接影响孙辈的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
本研究对于理解家庭亲属网络在抵抗各种社会风险中的作用具有
现实意义 。 在现代中国社会 ， 虽然核心家庭是主流的家庭模式 ， 但家庭
亲属网络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延续 ， 甚至他们之间
功能上的依赖比以往更加强烈 。 近些年来 ， 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 、 工作
压力的增大 、 婚姻稳定性的减弱等原因 ， 核心家庭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
风险 。 因此 ， 核心家庭往往会临时性或长期性扩展为主干家庭以增强
抵抗现代社会风险的能力 。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 ， 这种多代共同居住的
策略性安排的确增强了现代家庭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 改善了家庭成
员的生活际遇 。 特别是对于低社会阶层和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来说 ， 多
代共同居住对于提高他们的学业表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这意味
着 ， 就儿童抚育而言 ， 选择性调用祖辈资源 ， 维持多代共同居住的格局
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 相反 ， 它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不同阶层和家庭
结构的青少年教育发展的差距 ， 降低了不平等再生产的风险 。
本研究尚有一些局限 。 首先 ， 囿于数据限制 ， 我们在考察家庭居住
安排的影响因素时并未将祖辈的收入 、 教育等因素纳入分析 ， 而这些因
素会影响家庭居住安排形式的选择 。 其次 ， 与祖辈同住的影响效应可
能存在祖辈的性别以及父系和母系的差别 ， 但我们在研究中并未对此
加以区分 。 此外 ， 既有观点认为 ， 祖辈的收入 、 教育等经济文化资源以
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会对孙辈的社会地位获得产生重要作用 ， 但由于数
据限制 ， 我们无法对这些机制进行直接的检验 。 最后 ， 尽管我们的研究
发现与祖辈同住会提高家庭在各类社会资本上的投入 ， 但其原因仍然
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 除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外 ， 或许家庭中祖辈
的存在所具有的代际团结的 “ 象征 ” 也是其来源之一 。 所有这些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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