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0年第3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３

模式 。 大量研究显示 ， 作为代际互动表现形式的家庭居住安排是一个
充满动态性的灵活的过程 ， 其中既包含了文化传统中代际互助的成分 ，
也蕴含了个体主义的倾向和理性的计算 （ 姚俊 ， ２０１２ ； 刘汶蓉 ， ２０１６ ；
石金群 ， ２０１６ ； 犕犪犪狀犱犠犲狀 ， ２０１６ ）。 这意味着 ， 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
居住安排其实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 除了受文化传统的规制外 ，
三代居住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具有选择性的决策过程 ， 它取决
于核心家庭功能上的依赖 ， 是核心家庭满足自身需求以及应对社会风
险的策略 。
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 ， 家庭被视为一个由男女分工合作而形成的
双系抚育的团体 ， 它以抚育后代作为基本功能 （ 费孝通 ， １９９８ ）。 然而 ，
在现代社会中 ，“ 男主外 ， 女主内 ” 的家庭分工格局已经被打破 ， 大多数
女性 （ 特别是高学历的女性 ） 走出家庭并参与到劳动生产过程之中 （ 马
春华等 ， ２０１１ ； 犠狌犪狀犱犣犺狅狌 ， ２０１５ ）。 但是 ， 由于传统的 “ 男主外 ， 女主
内 ” 观念的存在 ， 子女照料等生理性抚育仍然被视为女性的主要家庭责
任 ， 使得她们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 （ 姜佳将 ， ２０１５ ）。 因
此 ， 调动上一代的资源来缓解家庭的负担和工作家庭冲突 ， 组建临时或
长期的主干家庭成为已婚夫妇常用的策略 。 也就是说 ， 已婚夫妇是否
与上一代同住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密切相关 。 在职女性的家
庭由于更依赖上一代在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务 ， 因
而更有可能三代共同居住 （ 犆犺犲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１ ； 许琪 ， ２０１３ ）。
除了通过求助于上一代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之外 ， 在职女性家庭
还可以购买社会机构的服务来达到相同的目标 。 然而 ， 在中国市场化
改革过程中 ， 国家在快速从私有领域退出的同时 ， 并未建立完善的社会
保障制度和家务劳动市场 。 在这种情况下 ， 对于多数双薪家庭来说 ， 由
祖辈照顾孙辈成为理性计算后的最佳策略 （ 刘汶蓉 ， ２０１６ ）。 同时 ， 不
发达的家务市场也意味着高质量的家务服务作为一种 “ 奢侈品 ”， 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低阶层家庭的消费能力 ， 享有者只能是较高阶层的家
庭 。 另外 ， 近年来房价的高涨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 ， 低收入的家庭在一
定程度上也很难购买独立住房 ， 而不得不与上一代共同居住 。 有经验
研究也显示 ， 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是否和父母同住呈现负相关关系 ，
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 ， 越有可能选择与父母同住 （ 陈皆明 、 陈奇 ，
２０１６ ）。 因此 ， 我们预期 ， 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相比 ， 低社会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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