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0年第1期

社会 · ２０２０ · １

认识和理解发生了变化 ， 由此导致离婚率的快速上升 。 ３ 哈克斯塔夫
（ 犎犪犮犽狊狋犪犳犳 ， ２０１０ ） 和怀特黑德 （ 犠犺犻狋犲犺犲犪犱 ， １９９８ ） 等学者将其界定为从
传统的永久婚姻文化向离婚文化的转变 。 当前 ， 以离婚自由和高离婚
率为特征的离婚文化 ， 伴随着现代性 、 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蔓延
（ 犎犻狉狊犮犺犿犪狀犪狀犱犜犲犲狉犪狑犻犮犺犻狋犮犺犪犻狀犪狀 ， ２００３ ）。 那么 ， 离婚文化对中国的
婚姻家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文化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 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命题 。 过去几
十年 ， 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已有很多 ， 但是对其影响效应的定量评估是
困难的 。 原因之一是对文化的定量测度难以剥离相互嵌套的社会 、 经济
和制度等诸多因素 。 社会科学对 “ 文化 ” 的研究数量众多 ， 但是概念界定
一直没有统一 。 广义的文化往往等同于社会本身 ， 以致混淆了其与制度
及社会结构的区别 （ 犛犿犪犾犾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０ ）。 正如迪马乔所言 ， 文化是 “ 一种
集体现象 ， 体现在人们的头脑中 ”（ 犇犻犕犪 犵犵 犻狅 ， １９９７ ）， 难以通过个体调查来
量化文化 。 但是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的文化存在差异 ， 在不同的区域和
群体中 ， 某种给定的文化特征总是显示不同的值 （ 犎犻狋犾犻狀犪狀犱犘犻犾犻犪狏犻狀 ，
２００４ ）。 基于帕森斯的社会化理论 ， 我们将文化界定为某一社会群体经
历相似的社会化过程 ， 所共享的激发人们行为的信念 、 偏好和价值观 。
在其他社会经济因素随机给定的情况下 ， 不同区域内反映某一文化特征
的指标的差异即体现了内在文化的差异 。 原因之二是 ， 对文化影响人们
行为的效应进行评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文化的内生性 ， 即文化与社会行
为是相互生成的 。 人们自身的偏好和信念是由个体自身的经历所塑造
的 ， 同时受到当前行为选择的强化 ； 此外 ， 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及其行为 ，
同时受到宏观的制度 、 社会和经济因素的约束 （ 犘狅犾犪狏犻犲 犼 犪 ， ２０１５ ）。 这是文
化及文化影响复杂性的表现 ， 即吉登斯所称的 “ 结构二元性 ”， 结构和个
体行动并非相互对立 ， 而是相互交融 （ 犌犻犱犱犲狀狊 ， １９８６ ）。 寻求文化内生性
问题的解决方法 ， 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视角思考文化 ， 把注意力放在文化
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互动关系上 ， 并在理论的复杂化和定量的精确
化之间寻求平衡 （ 犘狅犾犪狏犻犲 犼 犪 ， ２０１５ ）。 任何文化都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 。
过去几十年我国离婚率的快速上升 、 不同区域间的离婚率差异以及人口

３． 使离婚相对更容易的法律制度的通过 ， 也是社会大众及政策制定者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变
化的结果 ， 内因还是婚姻文化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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