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 2018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５

形象的补偿的“性别偏离中和理论”，都不能单独解释收入与中国已婚
男性家务劳动的关系。“经济自主理论”虽然不能解释中国已婚女性自
身的家务劳动比例，却能够通过妻子的收入以及妻子相对于丈夫的收
入来预测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因此，致力于解释收入与夫妻家务劳
动行为的三种理论不再像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那
样，是一种 分 裂、独 立 和 互 斥 的 关 系 （ 犔犪犮犺犪狀犮犲犌狉狕犲犾犪犪狀犱犅狅狌犮犺犪狉犱 ，
２０１０ ），而是呈现一种联系性特征。这种联系性为收入与家务劳动的关
系研究预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揭示框架，即在家庭结构的父系制特
征明显但女性经济地位快速提升的中国社会，丈夫的相对收入和妻子
的绝对收入共同解释并预测了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变动趋势。
基于上述发现与讨论，本研究认为，中国家庭内部可能存在关于性
别认同的间接补偿策略。这种间接补偿策略发生的社会背景为：中国
社 会 默 认 已 婚 女 性 要 承 担 妻 子、母 亲 和 工 作 者 三 种 角 色 的 职 责
（ 犚狅犫犻狀狊狅狀 ， １９８５ ），在多数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针对妻子与母亲的社
会福利供给不足的双重限定下，妻子的家务劳动负担已经非常重（杨菊
华， ２０１４ ）。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中作为经济支柱方的妻子，正尝试探索
一种在不增加自身家务劳动负担的同时建构传统性别认同的间接补偿
策略。这一策略表现为：依赖型丈夫的妻子（即支柱型妻子），可能会通
过购买家政服务的方式减少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这部分服务可能包
括搬运物品（如搬家、电器等）、户外劳动（如玻璃擦洗）、接送家人等原
本由丈夫承担的“男性家务劳动”。由此，依赖型丈夫报告的家务劳动
比例可能随着妻子用于购买这部分家政服务的支出的不断上升（而这
部分支出又与妻子的绝对收入以及夫妻的相对收入有关）而逐渐下降，
而妻子仍然将这部分劳动视为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只是通过购买服
务，不再由丈夫亲自操作了）。通过上述过程，妻子不仅未增加自身的
家务劳动负担，还通过间接补偿的方式（与丈夫主动的性别补偿一同）
建构了丈夫的传统性别形象，维持了传统“经济支柱／家庭主妇”的性别
认同。
未来的研究应在如下两个方面继续考察收入对夫妻家务劳动的影
响。首先，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将其他家庭成员（例如子女、父
母、其他同居亲属等）的家务劳动比例计算在内，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个
人的家务劳动比例 ＝ （个人的家务劳动时间）／（所有家庭成员的家务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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