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趋向性对环境风险感知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政府宣传沟通和教育的
重点仅仅是提高选址地民众对环境风险的安全性或经济性认知而忽略
了个体或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其有效性往往会大幅度降低，几乎不会改
变民众已有的环境风险感知。
（六）“情感—情境”双因素是形塑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

的作用机制。
不同影响因素都可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但影响的作
用点和内在机制并不相同。一方面，系统信任感和环境亲和感对环境
风险感知的作用效应较弱，且两者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即当个体的环
境亲 和 感 较 高 时，系 统 信 任 感 往 往 较 低 （两 者 的 标 准 化 路 径 系 数 为
－０．６９５ ）。此时，便会显著增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反之，则会降低公
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另一方面，情境因素中的利益趋向性和关系密切
性是造成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决定性和关键性的因素———利益趋
向性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当公众感知到环境风险可
能带来负向效应时，一定会产生高环境风险感知。关系密切性则是影
响环境风险感知的关键，它既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同时
又会反作用于利益趋向性，继而增强或者减弱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
总体来看，上述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与发展了已有的研究范式。
例如，与弗勒里  巴希（ 犉犾犲狌狉 狔 犅犪犺犻 ， ２００８ ）等“风险决定论”者的结论一
致，风险特征是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本文进一步发
展了这一研究———风险特征的决定性影响是由于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
使公众产生的不同利益感知；“个体自主论”与“文化影响论”从不同角
度论述了人格特质、社会信任等要素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间
接地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但同时也发现，这些因素对环境风险感知的
干预效应较低。此外，对于信息这一因素在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中的争
论，本文发现信息因素的干预作用并非线性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倒
“ 犝 ”型关系。
当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聚焦环境风险感知
的分析，但在调研中发现，民众对相关项目的环境风险感知与其他方面
的风险感知，例如，科技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政治风险，很难完全剥离。
全部样本中 ８２．３％ 的个体认为核电会带来环境风险，但也有小部分个
体（ ８．６％ ）认为核电还可能存在政治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其次，本文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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