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1 - 《社会》 2018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４

（ 犕犻犮犲犾犻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 犕 狔 狊犻犪犽 ， 犲狋犪犾． ， ２０１３ ）。然而，对于洪水、台风等
自然灾害带来的环境风险，人们似乎对其只有短期的记忆，其“预期损
失”往往会被低估（ 犅犪犪狀犪狀犱犓犾犻 犼 狀 ， ２００４ ； 犜犲狉 狆 狊狋狉犪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６ ）。即使
专家或政府认为这类环境风险可能比“ 犘犡 ”、核电、垃圾焚烧等项目造
成的环境风险的危害更大，但人们依然更愿意采取积极的行为，所以，

这类环境风险往往不会演变为社会风险（ 犆狅狏犲犾犾狅 ， ２００３ ； 犇狅犿犻狀犻犮犻狊 ， 犲狋
犪犾． ， ２０１５ ；王刚、宋锴业， ２０１７ ）。
从上述现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背离”现象在某种程度
上的存在：某些环境风险可能演变为社会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而某
些环境风险则不会演变为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究竟是否会演变为社会
风险，并非因为其现实的风险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公众“环境
风险感知”（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狉犻狊犽狆 犲狉犮犲 狆 狋犻狅狀 ）的差异。所谓环境风险感
知，是指“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对环境
风险的直观判断”（ 犛犾狅狏犻犮 ， １９８７ ）。尽管一些研究根据研究需要的不同
提出不同的概念界定。但大都强调环境风险感知是公众面对客观环境
，
风 险 的 主 观 判 断 和 直 接 感 受 （ 犛 犼 犫犲狉 犵 ２００３ ； 犓犾狅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５ ；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犪狀犱犖狅 狔 犲狊 ， ２００７ ； 犜犪狉狅狌狀 ， ２０１４ ）。
由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会直接影响他们的风险行为反应，较高
的环境风险感知可能会带来上访、“街头散步”、暴力群体性事件等高风
险反应行为，进而可能导致项目延迟或政策失败（ 犌犾犪狊犲狉 ， ２０１２ ；黄杰
等， ２０１５ ）。也就是说，在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之间大体存在“环境风险
感知—风险反应行为—社会冲突动荡”这样前后相续的链条。大量研
究也都 强 调 探 究 环 境 风 险 感 知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 犈犾犣犲犻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６ ； 犌犪狋狋犻 犵犪狀犱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狓 ， ２００７ ；李华 强等， ２００９ ）。鉴 于此，
从实践层面来看，关注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既是实现有
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
从经验观察来看，核风险的独特之处是深入分析环境风险感知最
好的窗口。政府与公众之间对核电这一特殊环境风险的态度呈现极为
显著的差异与分化：一方面，政府和技术专家表现出明显的“挺核”态
度。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核能作为低碳能源成为中国发电的重要
战略选择。自 １９９８ 年起，中国核电的运行机组数量从 ３ 台快速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５ 台。而中国民众却表现出明显的“反核”倾向。 ２００７ 年，

· ２ １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