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3 - 《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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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犫 )。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初职
的职业性别比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总体性别比并不完全一致。相对
而言,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大多是非体力劳动,其初职性别比相较于职
业总体性别比更加均衡。西方有关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表明,在同等
情况下,相较于男性,女性进入经济回报率更高的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
较低,而 进 入 收 入 较 低 的 女 性 主 导 职 业 的 概 率 更 高 ( 犔犲狏犪狀狅狀犪狀犱
犌狉狌狊犽 狔2016 ; 犕犪狉犻狀犻 , 1989 ; 犜狉犲犻犿犪狀犪狀犱犎犪狉狋犿犪狀狀 , 1981 )。即便女性
,
进入了男性主导职业,尤其是专业技术类的职业,在她们有家庭和孩子
之后,也更容易偏离专业技术类职业的发展轨迹,或从事兼职,或转而
进入对专业技术要求较低、时间更灵活的职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从
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职业内的性别比例会随着生命历程而愈发
两极化。因此,本文分析的大学专业对初职类别影响的估计仅是一种
保守估计。
另一方面,专业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已经就读于大学的群体,其信息
的填答基于受访者的回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选择”。准确地说,这里
的专业选择应该是专业分布。即便如此,专业分布的形成同样源于个
体选择。尽管两者在概念上存在差异,却高度相关。因此,在缺少真正
的“选择”数据的情况下,研究专业分布的性别差异也非常重要。此外,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无法对不同专业内学科设置等因素的影响进
行实证分析;而学科设置的差异主要影响的是专业课程、专业技能的传
授,这种差异会影响到该专业的学生可能掌握的相关技能,进而影响到
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类型。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毕
业于理工科的学生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更高,因此,两性进入男性
主导职业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选择理工科专业的比例更
低,而非全然来自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而女性相对集中的职业
收入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职业对专业性技能的要求较低。
不过,两性在专业分布以及进入男性主导职业上的差异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从实际专业分布和职业获得与虚拟专业分
布和职业获得的差异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在文中,我们认为这种
差异与性别社会化相关。但需要提及的是,正是由于这些不可观测因
素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在“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差异”之间划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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